奥斯坦德宣言
《奥斯坦德宣言》（英语：Ostend Manifesto），别称《奥斯坦德通告》（英语：Ostend Circular），是美国驻英国、法国、西班牙公使于1854年11月草拟的文件，当中列出多项美国必须从西班牙手上购买古巴的理由，同时暗示如果西班牙拒绝提案，美国就应该向西班牙宣战。长久而来，并吞古巴一直是美国蓄奴扩张主义者的目标。在国家层面上，只要该岛不落入英法等欧洲强国手上，美国领导人就满足于让该岛继续留在弱小的西班牙手中。《奥斯坦德宣言》提出了外交政策的转变，为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使用武力夺取古巴铺路。它源于美国国内对奴隶制、“昭昭天命”信条、门罗主义的争论，因为奴隶主为了扩大奴隶制而寻求新的领土。
在亲南方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皮尔斯执政期间，南方扩张主义者呼吁把古巴视作蓄奴州来并吞。但是，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通过后所诱发的连串暴力事件，使政府不确定如何进行才能在政治上取得平衡。在国务卿威廉·L·马西的要求下，美国驻西班牙公使皮埃尔·苏勒、驻英国公使詹姆斯·布坎南、驻法国公使约翰·梅森三人在比利时奥斯坦德秘密会面，就美国古巴政策交换意见，三人后于普鲁士王国亚琛起草会议报告。文件于11月送抵华盛顿，概述了美国购买古巴对每个国家都有利的原因，并声称如果西班牙拒绝出售，美国将有理由从西班牙手中夺取该岛。但令马西懊恼的是，张扬的苏勒未有保密会议内容，令欧洲和美国媒体即使不知道结果也很清楚会面过程。
最终，皮雅斯政府在众议院的迫令下公开了相关文件。这份被称作《奥斯坦德宣言》的文件在发布后，便引来北方诸州以及欧洲多国口诛笔伐。皮雅斯政府遭受重大挫折，宣言内容更成为北方人反对奴隶制的口号。直到南北战争结束后30年，所谓的古巴问题才再次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
历史背景
[编辑]古巴距离美国佛罗里达州海岸线140千米（90英里），曾被数届美国总统政府讨论并吞[1]。约翰·昆西·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都对古巴有极大兴趣[1]。亚当斯在担任国务卿期间曾指古巴“对于联邦商业和政治利益变得极为重要”[1]。亚当斯后来更将古巴和波多黎各形容为“北美大陆的天然附属物”[2]，并吞古巴“对联邦本身的延续和完整性不可或缺”[3]。在西班牙帝国的影响力日渐下滑之际，美国政府高层害怕古巴的控制权会落入欧洲强国手上（特别是大英帝国），并以此为跳板攻打美国本土，因此亚当斯在1823年把“不转让”政策确立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在美国有能力并吞或扶持当地独立政府之前，仍希望古巴是西班牙殖民地[4]。然而，杰斐逊、亨利·克莱、约翰·卡德威尔·卡尔霍恩、詹姆斯·门罗甚至亚当斯自己均认为此为权宜之计，以阻止欧洲侵略该岛，或施压西班牙要求将其出售[5]。
古巴对于南方民主党人来说特别重要，他们认为让另一个奴隶制国家加入联邦最符合自身经济和政治利益[6]。古巴奴隶制的存在、蔗糖为主的种植园经济以及其地理位置，均容易受到南方的影响[6]。当时，美国南方奴隶主的经济地位正受到废奴主义者的威胁；若然古巴加入美国，奴隶主的地位便会得到增强[6][7]。虽然有不少居民迁往北方工业中心，导致北方控制了以人口为基础的众议院，但南方的政治家们仍试图维持参议院的权力平衡，因为每州在参议院均获数量相等的代表[8][9]。随著西边非蓄奴国家的加入，以及把堪萨斯州转化为蓄奴州的计画失败，南方政客越来越想古巴作为下一个加入联邦的蓄奴州[8][9]。如果古巴作为一个单独的州加入联邦，该岛将派遣两名参议员和最多九名众议员前往华盛顿[注 1]。
民主党对于美国继续扩张的争论重点在于扩张速度，而非应否扩张[11]。1848年，激进的扩张主义者和青年美国运动迅速得到关注，当年一场有关应否并吞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辩论亦有提及并吞古巴[9]。政治家约翰·卡德威尔·卡尔霍恩被形容为不情愿的扩张主义者，强烈反对在门罗主义的基础上再作干预，但他亦为并吞古巴一事站台，认为“为了维护美国安全，这个岛不应该落入某些人的手中”[9]，而他口中的“某些人”可能是指大英帝国[12]。
鉴于古巴起义，美国总统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拒绝了非法侵略支持者约翰·奥沙利文的请求，并表示他相信任何对该岛的收购都必须是“友好购买”[13]。在波尔克的命令下，国务卿詹姆斯·布坎南准备报价一亿美元，但西班牙外交部长回绝了这项提议，并指“西班牙宁愿古巴沉入大海，亦不想将它移交给任何国家”[14]。此后，由扎卡里·泰勒和米勒德·菲尔莫尔率领的两届辉格党政府未有提及此事，而是对委内瑞拉人纳西索·洛佩斯等非法侵略者采取更严厉的立场，例如出动军队拦截数支前往古巴的探险队[15]。然而，当富兰克林·皮尔斯于1853年上任时，便致力于并吞古巴[9]。
皮雅斯政府
[编辑]
在总统就职典礼上，皮雅斯声言：“政府政策将不会被扩张带来的任何胆怯恶兆左右。”[16]虽然奴隶制不是既定目标，亦没有提到古巴，但经历美国内战前时期的民主党要求北方人多加注重南方利益，所以身为民主党人的皮雅斯赞成把古巴视作蓄奴州来并吞[16]。为此，他任命扩张主义者在欧洲各地担任外交官，特别是派遣直言不讳地主张并吞古巴的皮埃尔·苏勒出任美国驻西班牙公使[16]。皮雅斯内阁中的北方人均反对解放奴隶，例如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竞选总统失败后被任命为英国公使的詹姆斯·布坎南，以及为了安抚“守旧派”[注 2]而被任命为国务卿的威廉·L·马西[17]。
1854年3月，黑武士号轮船在从纽约市到阿拉巴马州莫比尔的常规贸易航线上，停靠古巴哈瓦那港[18]。然而，船只未能提供货物清单，古巴官员因此扣押了轮船、船员以及船上货物[18]。国会认为，所谓的黑武士号事件侵犯了美国人的权利；苏勒向西班牙发出毫无价值的最后通牒，要求归还船只，但此举只令双方关系变得紧张，最后他被禁止讨论收购古巴近一年[18]。虽然此事最终和平解决，但它亦助长了南方扩张主义的气焰[19]。
与此同时，随著十年间的发展，“昭昭天命”信条越趋本位化[20]。虽然仍然有北方人认为美国应该主宰北美大陆，但大多数人反对并吞古巴，尤其是以蓄奴州身份[20]。自1849年至1851年以来，即使谋求独立的古巴人民给予大量支援，但南方人支持的非法侵略者（包括纳西索·洛佩斯等人）推翻殖民政府屡屡失败[注 3][22][23]。另一方面，南方人亦对古巴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感到担忧，认为最终结果会废除奴隶制[17][23]。他们认为古巴会被“非洲化”，因为该处大多数人口都是奴隶，而且他们亦曾目睹前奴隶如何建立海地共和国[17][23]。由于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在一片争议声中通过，支持法案的皮雅斯因而受到废奴主义者强烈攻击，此时他意识到如果再支持入侵古巴，其政治地位将会岌岌可危，因此他否决入侵[17][24]。在内部讨论中，支持获取古巴的人认为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购买或干预是最可接受的获得方式[17][24]。
草拟宣言
[编辑]
1854年8月，总统皮雅斯指示国务卿威廉·L·马西，要求驻西班牙公使皮埃尔·苏勒尽快与驻英国公使詹姆斯·布坎南和驻法国公使约翰·梅森会面，就美国古巴政策交换意见[25][26]。马西曾致函苏勒，指示他以不多于一亿三千万美元的价格尝试购买古巴，但如果谈判失败，“那么你便把精力放在下一个理想目标上，就是使该岛脱离西班牙的统治，并摆脱对任何欧洲国家的依赖”[27][28]。历史学家大卫·M·波特和拉尔斯·舒尔茨（Lars Schoultz）均认为马西这番含义隐晦的说话存在相当大的歧义[29][26]，塞缪尔·弗拉格·贝米斯则认为马西可能指古巴独立，但承认不可能知道他的真实意图[30]。无论如何，马西还在6月时致信苏莱，指政府已经放弃对古巴宣战的想法[31]。但是，历史学家罗伯特·E·梅（Robert E. May）认为会议的指示相当模糊，又指自黑武士号事件以来，马西写给苏莱的不少信件都反映政府的好战立场，以至于公使们误判了政府的意图[31]。
10月9日至11日，虽然三位美国外交官对会面地点略有分歧，但他们如约而至，在比利时奥斯坦德会面，然后在普鲁士王国亚琛休会一周，准备会议报告[32]。由此产生的电讯即为《奥斯坦德宣言》，当中宣称“古巴对北美共和国的重要性不亚于任何现有成员，它自然属于这个由各州组成的大家庭，联盟则是天赐的托儿所”[33]。宣言列出多项并吞原因，其中最突出的是担心古巴在美国没有干预的情况下，爆发与海地革命一样的奴隶起义[31][34]。宣言敦促政府切勿在古巴问题上无所作为，并警告说：
然而，如果我们容许古巴非洲化，成为第二个圣多明各（海地），并伴随著对白人的所有恐怖，让野火延伸到我们自己的海岸，严重危及或实际吞噬我们联邦的公平结构，那么我们就会违背我们的职责，有辱我们英勇的祖先，并对子孙后代犯下卑劣的叛国罪。[35]
此问题主要源于西班牙传播的种族恐惧[36]，加剧了美国的紧张和焦虑情绪，并担心岛上的黑人起义会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到南部地区[37]。宣言还指出：
只要古巴不入美国，联邦就永不得安宁，亦永无可靠的安全……在我们以远远超出目前价值的价格向西班牙提出收购古巴，并被拒绝之后，我们便需要考虑这个问题：西班牙占有的古巴会否严重危及我们的国内和平和我们所珍视的联盟的存在？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根据一切人间或上天的法律，如果我们拥有力量，我们就有理由从西班牙手中夺取它。[33][35]
苏勒曾任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亦是青年美国运动成员，致力加强美国在加勒比地区和中美洲的影响力[38]。他被认为是《奥斯坦德宣言》中所述政策的主要推手[38]。据信，经验丰富且谨慎的布坎南撰写了这份文件，缓和了苏勒咄咄逼人的语气[38]。苏勒非常赞成将南方的影响扩大到目前国家联盟之外[39]。他对于“昭昭天命”的信奉使他预言美国将会“吸收整个大陆及其附属岛屿”[39]。梅森的维珍尼亚根基使他倾向于文件中表达情感，但他后来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40]。尽管布坎南有扩张主义倾向，但他的确切动机仍不清楚，有人认为他是被总统职位的愿景所诱惑，而他亦正正在185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胜出[41]。历史学家詹姆斯·福特·罗德斯总结时称：“当我们考虑到这三个人的特征时，我们几乎无法抗拒这样的结论，即是正如苏勒后来暗示的那样，他把同事缠绕在手指上。”[40]
11月4日，马西收到三位公使发出的《奥斯坦德宣言》[42][43]。但令马西懊恼的是，张扬的苏勒未有保密会议内容。欧洲和美国的媒体即使不知道结果也很清楚过程，但他们当时正全神贯注于战争和中期选举[44]。美国媒体大肆报导民主党沦为国会少数党，社论则继续责备皮雅斯政府的保密性[45]。众多媒体中，至少有一份报纸，即《纽约先驱报》，发表了与该次会议相关的报导[42]；历史学家查尔斯·亨利·布朗（Charles Henry Brown）认为，报导与奥斯坦德决定的真实情况如此接近，以至于总统担心会议内容外泄，而事实可能确实如此[45]。皮雅斯担心证实这些谣言会产生政治影响，因此他在1854年底的国情咨文中并未承认[44][46]。众议院的反政府议员呼吁发布该文件，而文件最终在撰写后整整四个月才公开[44][46]。
馀波
[编辑]
文件发表后，北方人对于南方人试图扩大奴隶制的做法感到愤怒[47]。当时国会通过了严苛的逃奴法案[注 4]，此举连同《奥斯坦德宣言》一并惹怒了反对扩大奴隶制的自由土地党政客，他们更谴责《纽约论坛报》霍勒斯·格里利称之为“强盗宣言”（The Manifesto of the Brigands）的文件违宪[47]。血溅堪萨斯期间，当奴隶制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争夺该州控制权时，《奥斯坦德宣言》成为反对派的战斗口号[49]。此事亦是促成共和党的诸多因素之一，在1856年党内举办的首场论坛上，这份宣言被评为遵循拦路强盗的“强权即公理”哲学[49]。但是，并吞古巴运动直到南北战争后才完全结束[49]。
皮雅斯政府因此事而受到不可挽回的损害。皮雅斯非常理解南方的理据，但有关《奥斯坦德宣言》的争论却导致民主党分裂[50]。在国际层面上，宣言被视为对西班牙和整个欧洲皇权的威胁，很快便遭马德里、伦敦、巴黎政府谴责[51]。伦敦《泰晤士报》亦指美国外交“习惯性地通过秘密手段来追求不光彩的事物”[52]。1854年11月18日，马西尖锐地告诉苏勒，自己没有将公使发出的文件解读为鼓吹夺取古巴，并指示苏勒不要再尝试购买古巴[53]。为了保持政府仅馀的有利关系，马西勒令苏勒停止讨论收购古巴一事，而苏勒亦在不久后辞职[51][53]。宣言带来的强烈反应迫使皮雅斯放弃扩张计划[54]。宣言亦被形容为南方利益集团意图维持奴隶制的工具，是一连串“无端冲突……代价大于价值”行为的部分[54]。
詹姆斯·布坎南于1856年轻松当选总统[55]。尽管他仍然致力于并吞古巴，但受到民众反对和日益加剧的地区冲突所阻碍[55]。直到南北战争结束后30年，所谓的古巴问题才再次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56]。
另见
[编辑]备注
[编辑]- ^ 1850年，古巴共有651,223名白人和有色人种自由民，以及322,519名奴隶[10]。根据五分之三妥协，即使奴隶没有投票权亦非公民，但在分配众议院成员时，每个蓄奴州的实际奴隶人口将会乘以五分之三。因此，古巴人口将被视为844,734人。1850年人口普查后，众议员与选民的比例为1:93,425，这将令古巴拥有九名代表。
- ^ “守旧派”泛指民主党内赞成缓慢、谨慎扩张的派系[17]。
- ^ 非法侵略者的行为违反了美国的中立法，但皮雅斯政府未有像之前由辉格党控制的政府一样严厉地起诉他们。扩张主义者和古巴独立支持者均希望该岛能脱离西班牙统治。纳西索·洛佩斯更认为美国政党之间的竞争将阻止它吞并古巴，并为古巴独立扫清障碍。[21]
- ^ 为了保全国家完整避免分裂，美国国会通过了1850年妥协案，当中包括制定更为严苛的缉捕逃奴法律（即1850年逃奴法案），要求自由州的官员和公民必须合作，把被捕的逃奴归还给奴隶主。[48]
参考资料
[编辑]- 脚注
- ^ 1.0 1.1 1.2 Hershey 1896，第75页.
- ^ Schoultz 1998，第48页.
- ^ Schoultz 1998，第58页.
- ^ May 1973，第17-18页.
- ^ May 1973，第18页.
- ^ 6.0 6.1 6.2 May 1973，第47-48, 51页.
- ^ Henderson 1939，第373页.
- ^ 8.0 8.1 May 1973，第10-12页.
- ^ 9.0 9.1 9.2 9.3 9.4 Schoultz 1998，第49-51, 56页.
- ^ Kiple 1976，第4-5页.
- ^ Schoultz 1998，第40-41页.
- ^ May 1973，第17页.
- ^ Brown 1980，第21-28页.
- ^ Bemis 1965，第314页.
- ^ Bemis 1965，第303, 313-314页.
- ^ 16.0 16.1 16.2 Bemis 1965，第320页.
- ^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Potter 1976，第184-188页.
- ^ 18.0 18.1 18.2 Brown 1980，第124页.
- ^ Schoultz 1998，第50-53页.
- ^ 20.0 20.1 Bemis 1965，第309-310页.
- ^ Bemis 1965，第313-317页.
- ^ Potter 1976，第52页.
- ^ 23.0 23.1 23.2 May 1973，第56-59页.
- ^ 24.0 24.1 May 1973，第60-62页.
- ^ Potter 1976，第189-190页.
- ^ 26.0 26.1 Schoultz 1998，第54页.
- ^ Potter 1976，第188页.
- ^ Bemis 1965，第321页.
- ^ Potter 1976，第188-189页.
- ^ Bemis 1965，第317页.
- ^ 31.0 31.1 31.2 May 1973，第69页.
- ^ Rhodes 1893，第38-39页.
- ^ 33.0 33.1 Potter 1976，第190页.
- ^ Smith 1996，第26页.
- ^ 35.0 35.1 Buchanan, James; Mason, John Y.; Soulé, Pierre.
Ostend Manifesto. 维基文库. 1854-10-15 （英文）.
- ^ Andrews 2004，第113页.
- ^ May 1973，第57-59页.
- ^ 38.0 38.1 38.2 Moore 1955，第206页.
- ^ 39.0 39.1 Moore 1955，第209页.
- ^ 40.0 40.1 Rhodes 1893，第40页.
- ^ May 1973，第72页.
- ^ 42.0 42.1 Potter 1976，第191页.
- ^ Schoultz 1998，第55页.
- ^ 44.0 44.1 44.2 Rhodes 1893，第38页.
- ^ 45.0 45.1 Brown 1980，第141-142页.
- ^ 46.0 46.1 Brown 1980，第255-256页.
- ^ 47.0 47.1 Brown 1980，第141页.
- ^ Fugitive Slave Act. American Battlefield Trust. [2023-02-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1-27） （英语）.
- ^ 49.0 49.1 49.2 Schoultz 1998，第54-58页.
- ^ May 1973，第223页.
- ^ 51.0 51.1 Potter 1976，第195页.
- ^ Potter 1976，第192页.
- ^ 53.0 53.1 May 1973，第70页.
- ^ 54.0 54.1 Potter 1976，第224页.
- ^ 55.0 55.1 May 1973，第163页.
- ^ Potter 1976，第432页.
- 文献
- Andrews, George Reid. Afro-Latin America, 1800-200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ISBN 978-0-19-515232-6 （英语）.
- Bemis, Samuel Flagg.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65. OCLC 1310959 （英语）.
- Brown, Charles Henry. Agents of Manifest Destiny: The Lives and Times of the Filibusters.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0. ISBN 0-8078-1361-3 （英语）.
- Hershey, Amos S. The Recognition of Cuban Belligerenc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896, 7 (3): 74–85. doi:10.1177/000271629600700304 （英语）.
- Henderson, Gavin B. Southern Designs on Cuba, 1854-1857 and Some European Opinions. Th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1939, 5 (3): 371–385. JSTOR 2191501. doi:10.2307/2191501 （英语）.
- Kiple, Kenneth F. Blacks in Colonial Cuba: 1774-1899. University Presses of Florida. 1976. ISBN 978-0-8130-0520-1 （英语）.
- Langley, Lester D. Slavery, Reform, and American Policy in Cuba, 1823-1878. Revista de Historia de América. 1968, (65/66): 71–84. JSTOR 20138800 （英语）.
- May, Robert E. The Southern Dream of a Caribbean Empire, 1854-1861.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3. ISBN 0-8071-0051-X （英语）.
- Moore, J. Preston. Pierre Soule: Southern Expansionist and Promoter. Th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1955, 21 (2): 203–223. JSTOR 2955118 （英语）.
- Potter, David M. The Impending Crisis 1848-1861. Harper & Row. 1976. ISBN 0-06-131929-5 （英语）.
- Rhodes, James Ford.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Compromise of 1850, Vol. II: 1854-1860. Harper & Bros. 1893. OCLC 272963 （英语）.
- Schoultz, Lars. Beneath the United States: A History of U.S. Policy Toward Latin Americ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ISBN 978-0-674-04328-2 （英语）.
- Sexton, Jay. Toward a synthesis of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Civil War era, 1848-77. American Nineteenth Century History. 2004, 5 (3): 50–73. doi:10.1080/1466465042000302764 （英语）.
- Smith, Peter H. Talons of the Eagle: Dynamics of U.S. - 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2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ISBN 0-19-508303-2 （英语）.
- Webster, Sidney. Mr. Marcy, the Cuban Question and the Ostend Manifesto.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893, 8 (1): 1–32. JSTOR 2139870 （英语）.
| 1902年前 |  | ||||||||
|---|---|---|---|---|---|---|---|---|---|
| 1902年–1959年 | |||||||||
| 1959年–现今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