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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死婴儿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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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时期的阿道夫·希特勒1889–1890

“杀死婴儿希特勒”伦理学理论物理学领域的一个思想实验,探讨利用时间旅行刺杀婴儿阿道夫·希特勒的问题。这个思想实验涉及行动及其后果方面的伦理困境,以及时间悖论所呈现的时间逻辑一致性问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题材就首次成为科幻小说文学比喻英语Trope (literature),并持续被用来探索伦理和形上学的辩论。

在针对杀害婴儿希特勒问题的伦理争论中,不同的道德哲学观点有不同的见解:功利主义认为杀害婴儿希特勒是正当的,因为潜在的利益大于潜在的成本;义务伦理学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因为杀婴本身即是错误的;结果主义则关注此举可能带来的后果,并质疑其道德性。这个问题也被用来讨论先天与后天因素,即改变婴儿希特勒成长的社会是否比杀死他更好。

从形上学角度来看,关于杀死婴儿希特勒的可能性引发了时空哲学的讨论:时间的B理论认为由于其固有的时间悖论,杀死婴儿希特勒是不可能的;而多时间维度的理论则提供了改变过去的可能性。2015年底,《纽约时报》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询问读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引发了公开辩论的热烈讨论。支持杀害婴儿希特勒的人包括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希和电影演员汤姆·汉克斯,而喜剧演员斯蒂芬·科拜尔和评论家班·夏皮罗则被认为是反对者。

伦理思想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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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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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结果主义的观点,任何行为的道德价值仅由其后果来判断。[1]结果主义伦理学提出了可预见的即时后果,和不可预见的潜在后果之间的二分法。例如,在约翰·库伯格(Johann Kühberger)拯救年轻的希特勒免于溺水的故事中[2],拯救一条生命的即时积极后果是激励因素,但这也导致了希特勒最终掌权的消极后果。[3]在2000年关于结果论的文章中,英国哲学家詹姆斯·伦曼英语James Lenman提出一个假设:若是在公元前100年,一名德国匪徒曾饶恕希特勒远亲的生命。根据结果主义的观点,虽然匪徒选择饶恕,导致了希特勒无法预见的未来罪行,然而这位匪徒并没有做错,因为在当下杀死远亲,很可能会带来更糟糕且不可预见的后果。[4]同样地,杀死婴儿希特勒也可能产生各种不可预见的后果,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即有其他人可能取代希特勒,并且更加邪恶。[5]鉴于杀死婴儿希特勒可能产生的后果尚不明确,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4]

义务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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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义务伦理学的观点,行为的道德价值是由特定的伦理价值观决定的,而非由情况决定。[6]即使这种行为以共同利益而言有益,但义务论仍然反对杀戮,因为它认为所有人类都具有“不可剥夺的价值”。[7]因此,义务伦理反对杀死婴儿希特勒,因为它认为杀死婴儿本身即为错误,并不考虑任何可能的后果。[8]

功利主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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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是一种主张追求最大化幸福和最小化痛苦的道德哲学。[9]在功利主义的伦理观中,杀死婴儿希特勒被认为是“合理”的[10],因为这种行为被认为可以带来潜在的利益大于道德成本。由于希特勒造成了数百万人的痛苦和苦难,因此杀死婴儿希特勒可以被视为是正当的。[8]这样一来,可以拯救数百万无辜的生命。然而,杀死婴儿希特勒的问题与有轨电车难题相似,因此功利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采取了相似的立场。[11]

反对功利主义的论点则认为,专注于杀死婴儿希特勒并不能保证未来不会再次出现苦难,这意味著时间旅行者只是在犯下道德上的杀婴罪。[12] 美国哲学家珍妮特·斯特姆威德尔(Janet Stemwedel)认为杀死婴儿希特勒并不是实现最大化幸福的可靠手段。斯特姆威德尔主张,将功利主义伦理应用于时间旅行偏向于因果关系[13],而非人类的行动能力,忽视人类可以做出不同选择和改变的能力。[9]

先天与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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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加拿大心理学家朱莉亚·肖英语Julia_Shaw_(psychologist)来说,对于杀死婴儿希特勒的问题所给出的答案揭示了人们对“先天与后天”的看法:那些会杀死婴儿希特勒的人可能认为个体倾向“邪恶是先天”的决定论看法,而那些不会杀死婴儿希特勒的人可能更重视成长环境和社会条件对个体的影响。[14]

在对希特勒婴儿期的精神分析中,奥地利精神科医生弗雷德里克·雷德利赫英语Frederick_Redlich发现他是“相当正常的孩子”[14],并且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将成为他成人特征的种族灭绝意图英语Genocidal_intent独裁倾向。由于没有基于他基因的科学解释希特勒后来的行为,因此人们通常更关注希特勒早期的童年环境。[14]

在驳斥英雄史观的过程中,可以认为杀死婴儿希特勒并不能消除这种文化环境,这种环境仍会导致其他人长大后追求极右派政治和种族灭绝政策。[15]从这个角度看,珍妮特·斯特姆威德尔认为,使用时间旅行来改变社会条件比杀死婴儿更可取,因为这认识到希特勒行为的责任不仅仅在于他本人,还在于那些养育、追随和选举他的人所承担的集体责任[9]

限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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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死婴儿希特勒的道德正当性通常取决于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孩子尚未犯下任何反人类罪行之前,他们未来的行为是否能被认为是他们的责任。[16]然后可提出一个相关问题,即在哪里划定杀死可能会犯下危害人类罪的婴儿的界限。[17]

美国活动家肖恩·金英语Shaun King提出了这个问题,认为杀死婴儿希特勒的逻辑同样可以应用于刚出生的哥伦布、新生的奴隶主或年轻的迪伦·斯托姆·鲁夫[18]。澳大利亚道德哲学家马修·比尔德也提出了婴儿波尔布特约瑟夫·斯大林的想法,并认为需要一套明确的伦理原则来决定哪些历史婴儿值得被杀。[19]

理论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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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死婴儿希特勒的问题包含了祖父悖论的一个版本[20],也被称为“希特勒谋杀悖论”[21]。根据时间的B理论[22],若是有人带著杀死婴儿希特勒的意图回到过去,那么他们回到过去的原因就会被消除。通常的结论是,既然过去已经发生了,那么改变过去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23]由于希特勒在1945年自杀,可以推断并没有时间旅行者能够杀死婴儿希特勒。[24]

与B理论相反,采用时间的A理论的模型通过将时间视为二维来避免杀死婴儿希特勒的逻辑矛盾,其中第一维是标准时间(tx),第二维称为超时间(Htx)[25]。允许改变过去的理论包括超永恒论、二维现在论和超现在论,这些理论在二维空间中展示了杀死婴儿希特勒的可能性。[26]在这些时间模型中,过去和未来都被认为是可变的;通过杀死婴儿希特勒改变过去,时间旅行者也确实改变了未来。尽管也可以讨论这些时间模型是否真正改变了过去,或者杀死婴儿希特勒是否只是通过在超时间中产生变化,借此影响过去。[27]

如果时间旅行导致了平行宇宙的产生,杀死婴儿希特勒只会创造一个没有希特勒的平行宇宙,原始宇宙将继续存在,因此他在那个时间线上造成的痛苦不会因时间旅行者而减轻。从这个角度看,天体物理学家布莱恩·科伯莱恩(Brian Koherlein)得出结论,杀死婴儿希特勒“至多是无关紧要的,最坏的情况是可能有害”,建议时间旅行者避免这样的行为,而是访问1980年代。[28]

文学与科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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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死婴儿希特勒是当代科幻小说中常见的情节之一[29],通常描写一名时间旅行者回到19世纪90年代,试图刺杀尚未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实施纳粹大屠杀的年幼希特勒。[30]这样的故事历史可以追溯到二战本身,包括1941年的《诡丽幻谭[31]和1942年的《模拟科幻小说与事实》等出版物。[32]

这类故事详细描述了杀死婴儿希特勒所可能带来的各种后果。[33]例如,在莫里斯·G·丹特克英语Maurice G. Dantec1995年的短篇小说《上帝戴著黑色眼镜吗?》中,时间旅行者面临了杀死婴儿希特勒的伦理困境。[34]史蒂芬·弗莱1996年的小说《改写历史》中,一位历史学生回到过去,使阿洛伊斯·希特拉失去生育能力,但结果却是一位不同且更具破坏性的纳粹独裁者掌权,不仅使用核武器击败了苏联,征服了欧洲并消灭了所有的犹太人[4],在塞尔登·爱德华兹英语Selden_Edwards2008年的小说《小书英语The_Little_Book_(Edwards_novel)》中,主人公们发现自己回到19世纪90年代的维也纳,并试图刺杀年幼的希特勒,但发现无法下手。[35]亚历山德拉·佩特里英语Alexandra Petri的2015年短篇小说中,希特勒被一位友善的时间旅行者绑架并受到良好抚养。[36]在2018年电影《死侍2》的片尾彩蛋中,死侍回到过去刺杀婴儿希特勒,但没有显示后果。在导演剪辑版中,死侍意识到自己做不到,并亲自为希特勒更换了尿布[37]

为了避免“希特勒谋杀悖论”,一些科幻故事遵循诺维科夫自洽性原则,即改变过去不会对未来产生实质影响。例如,在1977年的小说《原始解决方案英语The_Primal_Solution》中,一位年老的大屠杀幸存者英语Holocaust_survivors试图杀死年幼的希特勒,但希特勒却幸存下来,并因这段经历而走上了反犹太主义的道路。[4]在2002年的《阴阳魔界英语The_Twilight_Zone_(2002_TV_series)》一集中,一位女性时间旅行者杀死了婴儿希特勒,但另一个婴儿却被希特勒的母亲收养,并长大后做了与希特勒相同的事情[1]1963年同名电视剧更早的一集《无尽的时间》中,一位时间旅行者曾试图刺杀希特勒,但失败了,符合自洽原理。[4]朱利乌斯·马胡尔斯基英语Juliusz Machulski的2013年电影《大使英语Ambassada》中,主人公们因巧合被送回过去,遇见希特勒,并决定杀死他。由于他们并非带著杀死希特勒的意图回到过去,因此避免了“希特勒谋杀悖论”,历史因此发生了改变。[21]

公开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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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时间旅行的讨论中,人们经常提到改变过去的话题,特别是有关杀死婴儿希特勒的问题[38],这也被称为“高德温法则旅行法则”。[28] 2015年10月,纽约时报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询问读者是否会杀死婴儿希特勒,从而使公共辩论关于这个问题引起了关注。[4]调查结果显示[39] ,4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杀死婴儿希特勒,30%表示他们不会,28%表示他们不确定。[40]这项调查导致#babyhitler标签在推特上开始流行,社交媒体平台的用户开始讨论这个话题。[35]

在2016年共和党总统初选竞选期间,当赫芬顿邮报的记者向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希提出是否会杀死婴儿希特勒的问题时,他回答说“当然,我会!”[41]。尽管他承认这样的行为可能会带来未知的后果,但他仍然肯定他会这样做,并说“你得站出来啊,兄弟。”[42] 美国工程师保罗·J·纳欣英语Paul J. Nahin评论说,布什这样回答是为了表现出“他性格的坚韧”,同时指出共和党候选人也反对堕胎[43]。这个问题在当年民主党总统初选中也被提出,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候选人沃克文·施平将其作为他的政治纲领之一。[44]美国演员汤姆·汉克斯对这场政治辩论的回应是,他会投票支持支持杀死婴儿希特勒的总统候选人。当这个问题被提出给微软聊天机器人Tay时,它也回答说“当然”会杀死婴儿希特勒。[45]

相对而言,美国喜剧演员斯蒂芬·科拜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他不会杀死婴儿希特勒,而是会寻求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中养育他。[46]在2018年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美国演员约翰·C·赖利作出相似的回答,呼吁对婴儿希特勒表示同情,作为一种非政治主义的替代选择。[47] 在2019年的为生命游行中,美国保守派评论员班·夏皮罗反堕胎运动的立场出发,反对杀死婴儿希特勒,并表示“婴儿希特勒是个婴儿。”[48]他的评论引起了自由派评论员的批评和嘲笑。[49]由于他对杀死婴儿希特勒的立场,三家公司撤回了他们在夏皮罗的播客上的广告。[50]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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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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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0 1.1 Matthews 2019; Miltimore 2022.
  2. ^ Hall, Allan. The priest who changed the course of history for the worse... by rescuing four-year-old Hitler from drowning in icy river. Mail Online. 2012-01-05 [2024-04-2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08-25). 
  3. ^ Marks 2016,第72页.
  4. ^ 4.0 4.1 4.2 4.3 4.4 4.5 Matthews 2019.
  5. ^ Beard 2015; Ford 2015; Koberlein 2015; Matthews 2019; Stemwedel 2015.
  6. ^ Alper 2020,第3页.
  7. ^ Strauss 2015.
  8. ^ 8.0 8.1 Alper 2020,第3页; Strauss 2015.
  9. ^ 9.0 9.1 9.2 Stemwedel 2015.
  10. ^ Alper 2020,第3页; Matthews 2019; Stemwedel 2015; Strauss 2015.
  11. ^ Matthews 2019; Stemwedel 2015; Strauss 2015.
  12. ^ Ford 2015; Miltimore 2022; Strauss 2015.
  13. ^ Beard 2015; Stemwedel 2015.
  14. ^ 14.0 14.1 14.2 Shaw 2019. 引用错误:带有name属性“FOOTNOTEShaw2019”的<ref>标签用不同内容定义了多次
  15. ^ Beard 2015; Ford 2015; Olasov 2020; Stemwedel 2015.
  16. ^ Beard 2015; Febel, Knopf & Nonhoff 2023,第45页; Strauss 2015.
  17. ^ Beard 2015; King 2016; Stemwedel 2015.
  18. ^ King 2016.
  19. ^ Beard 2015.
  20. ^ Febel, Knopf & Nonhoff 2023,第45页; Grabias 2023,第480页; Koberlein 2015; Matthews 2019; Rard 2019; Vihvelin 2020,第316页.
  21. ^ 21.0 21.1 Grabias 2023,第480页.
  22. ^ Andreoletti & Spolaore 2021,第10571-10572页.
  23. ^ Andreoletti & Spolaore 2021,第10571-10572页; Goddu 2024,第5页; Grabias 2023,第480页; Kaiserman 2023,第283–285页; Koberlein 2015; Rard 2019; Vihvelin 1996,第328–329页.
  24. ^ Kaiserman 2023,第283–285页; Vihvelin 2020,第316–317页.
  25. ^ Andreoletti & Spolaore 2021,第10572页.
  26. ^ Andreoletti & Spolaore 2021,第10572-10573页.
  27. ^ Andreoletti & Spolaore 2021,第10573n1页.
  28. ^ 28.0 28.1 Koberlein 2015.
  29. ^ Febel, Knopf & Nonhoff 2023,第45页; Koberlein 2015; Nahin 2017,第238页.
  30. ^ Febel, Knopf & Nonhoff 2023,第45页; Koberlein 2015.
  31. ^ Blevins 2016; Nahin 2017,第238–239页.
  32. ^ Nahin 2017,第238–239页.
  33. ^ Nahin 2017,第239页.
  34. ^ Bragança 2019,第103n3页.
  35. ^ 35.0 35.1 Febel, Knopf & Nonhoff 2023,第45页.
  36. ^ Crucchiola 2018; Hornshaw 2018.
  37. ^ Hornshaw 2018.
  38. ^ Blevins 2016; Kaiserman 2023,第283页; Koberlein 2015.
  39. ^ Conroy & Strauss 2015.
  40. ^ Febel, Knopf & Nonhoff 2023,第45页; King 2016; Miltimore 2022.
  41. ^ Beard 2015; Conroy & Strauss 2015; Kaplan 2016; Marks 2016,第72n38页.
  42. ^ Beard 2015; Conroy & Strauss 2015.
  43. ^ Nahin 2017,第238页.
  44. ^ Kaplan 2016.
  45. ^ Kantrowitz 2016.
  46. ^ Marks 2016,第72n38页.
  47. ^ Jewell 2018.
  48. ^ Concha 2019; Fisher 2019; Matthews 2019; Miltimore 2022.
  49. ^ Concha 2019.
  50. ^ Fisher 2019.

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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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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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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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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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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