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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世界貿易組織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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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貿易組織(WTO)自1995年成立以來，一直致力於維護和發展國際貿易。作為最大的國際經濟組織之一（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並列），它對貿易規則和協議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和控制力，因此有能力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產生巨大影響。[1]世貿組織的政策旨在平衡關稅和其他形式的經濟保護與貿易自由化政策，並「確保貿易流動儘可能平穩、可預測和自由」。[2]世貿組織聲稱其行動「削減生活成本，提高標準，刺激經濟增長和發展，幫助國家發展，給予弱國更強有力的發言權。」[3]從統計數據來看，過去10年，全球貿易持續以每年1%至6%的速度增長，2016年分配給貿易援助的資金達到388億美元。[4][5][6]

2005年世貿組織部長級會議期間，示威者在灣仔海濱地區與香港警方發生衝突

隨着時間的推移，對世貿組織出現了一些批評，包括經濟學家丹尼·羅德里克[7]，張夏准[8]，以及人類學家馬克·埃德爾曼（英語：Marc Edelman）等。[9]埃德爾曼認為，世貿組織「只為跨國公司的利益服務，破壞當地發展，懲罰窮國，正在加劇不平等」，他們還認為，一些有關農業和醫藥產品的協議限制了人們獲得食品和醫療服務的機會。[10]幾個因素被認為是造成這些情況的原因，包括但不限於: 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未能考慮嬰兒行業的觀點。批評人士認為，支持這些原則的政策未能保護發展中國家，而且在某些情況下利用了這些原則。[11]例如，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估計，市場扭曲每年給發展中國家造成7000億美元的出口損失。[12]

郭炳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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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炳江認為世貿組織並沒有公正地管理全球經濟，在運作中對發達國家和跨國公司有系統性的偏見，損害了談判能力較弱的小國。有偏見的例子如:

  • 發達國家能夠維持某些產品的高進口關稅和配額，阻止發展中國家的進口(如服裝)。
  •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聲明，基於數量和價格水平控制的非關稅壁壘的使用從1994年的45%大幅下降到2004年的15%，而其他非關稅壁壘的使用從1994年的55%上升到2004年的85%，例如允許針對發展中國家的反傾銷措施。
  • 發達國家保持對農業的高度保護，而發展中國家則被迫開放市場。

霍爾認為，發展中國家沒有從烏拉圭回合的世貿組織協定中受益，因此，世貿組織貿易體系的信譽可能受到侵害。他認為，西方國家在履行(或不履行)烏拉圭回合協議中承擔的義務並沒有履行承諾精神，這是「烏拉圭回合執行問題」的要求之一。[13]霍爾還認為，多哈回合談判「已經偏離了其宣稱的方向，轉向有利於發展的成果，轉向『市場准入』的方向，迫使發展中國家開放其農業、工業和服務業部門。」[14]但賈格迪什·巴格瓦蒂稱，發展中國家對製造商的關稅保護更為嚴格，反傾銷申請數量也正在超過富國。[15]

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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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來，農業一直是世貿組織試圖解決的核心問題之一。作為一個日益全球化和多邊化的市場，農業牽涉到各種問題，包括貿易、植物檢疫措施、知識產權、動物和人類健康、環境政策、人權、生物技術、性別平等和糧食主權。因此，分析世貿組織對農業的影響不可避免地將其與其它部門聯繫起來，並闡明對該組織的批評。[16]

歷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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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貿組織參與農業事務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結束後開始。世貿組織的前身：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其本身就是一個布雷頓森林機構，但1947年成立時明確排除了農業領域。因此，在此期間關於農業的補充規定範圍有限，而且沒有商定的執行方法。隨着上世紀80年代的農業危機，形勢發生了逆轉，美國出現了糧食過剩，導致土地和商品價格暴跌，利率飆升，違約貸款增加。這使得農業成為國際貿易外交的焦點，關貿總協定於1986年啟動了烏拉圭回合，其重點是「建立一個強大的體制框架來規範世界農業(多邊)貿易規則」1993年回合結束時，關貿總協定解體，支持新成立的世界貿易組織，該組織將擴大到其他領域，如農業，服務貿易和知識產權和關貿總協定下管理的商品範圍。[17][18]

農業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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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國家必須滿足幾個要求。《農業協定》(AoA)是該組織成立之初確立的任務之一。核心內容是設定時間表，限制簽署國對農業提供保護性援助的範圍。於是有了一種削弱國家主權的觀點: 在決定每個國家內部(而不是國家之間)的農業預算時，開始了一系列「具有國際約束力的規則，將逐步消除各國補貼其農村經濟的能力」，並創建了一個體系，在這個體系中，當各國政府加入世貿組織時，它們「放棄制定自己的糧食和農業政策的能力」。批評人士還認為，在限制各國對其農業部門的保護程度方面，該組織讓農民，特別是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占人口相當大比例的農民，容易受到糧食風險，從而違反了有關糧食作為一項人權的國際法。[19]

經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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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貿組織實施的政策鼓勵新自由主義的發展，並加劇了南北分歧。例如，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似乎一直有利於發達國家，經合組織國家在1986年至1988年期間向其農民提供了生產價值40.43%的支持。考慮到上世紀80年代的農業危機，這種支持水平是合理的，但1999年的數字仍然高達40.07%。僅在美國，「美國牛奶、糖和大米生產總收入大約一半來自農業。」[20]

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的農業與貧困之間的聯繫越來越緊密，國家貧困率與農業家庭的數量有關，這是因為世貿組織要求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摧毀了有保障的價格和國家支持的推廣服務，發展中國家不得不取消糧食安全和農村援助計劃，轉而支持那些能夠幫助完成世貿組織任務的計劃，而且往往付出「巨大的政治代價」。例如，自加入WTO以來，墨西哥一直在實施「重複化」計劃，該計劃分為兩部分: 第一部分是促進城市化，從而將農村人口分解為更小、更多的農村社區;第二部分是鼓勵農業部門的「增長和發展」。這些發展方法包括迫使農民使用某些殺蟲劑和化肥、嫁接果樹、種植對他們自己來說過於昂貴的農產品。導致了「農民家庭企業的解體以及生活保障的破壞」

由經濟政策研究中心（英語：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經濟研究中心（英語：Center for Economic Studies）、CESifo集團和人類科學之家聯合進行的研究表明，世貿組織潛在的貿易保護主義和自由主義政策的重大影響將緩解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日益擴大的差距。在發達國家，農業對經濟的影響往往相對較小，美國農戶總收入中只有8%來自農場，加拿大和日本的這一比例分別增至10%和12%。然而，發展中國家大多數農民主要依賴農業作為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即使貿易改革將導致國家「少數幾個受到高度保護的子行業中的大型富裕農民遭受嚴重損失」，但上述研究小組估計，減貧幅度可能達到兩位數，並「可能使大量發展中國家農戶脫貧」。

考慮到世貿組織在類似《農產品協議》授權下進行的大規模結構性改革，它「肯定能夠為了發展中國家貧困農民的利益，改革發達國家最富裕農民的特權」，這可以通過「推動更多貧窮國家削減農產品和食品關稅來實現，因為這些產品在窮人家庭預算中占很大比例，並讓窮人以世界市場價格(根據營銷利潤率調整)獲得食品。」事實上，從南美洲(阿根廷、智利、厄瓜多爾、秘魯)到亞洲(中國、印度、菲律賓、泰國) 。許多發展中國家都在推動這些政策，但世貿組織拒絕了它們，例如2003年多哈回合貿易談判坎昆會議的破裂。[21]

農民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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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貿組織等多邊組織在鼓勵國家貿易方面必然支持全球化。這有一些不可否認的好:大多數國家會擁有更多就業機會，工資增加，技術創新率提高，總體生活質量提高，尤其是城市人口的生活質量。但由於這些優勢只適用於某些領域，許多人仍受到全球化政策的消極影響。[22]

其中一個例子可以從世界各地的農民中顯出:一方面是國家實現行業多樣化的壓力，另一方面是苛刻的《農產品協議》。多年來，發展中國家對農業的支持一直在減少。農業部門的自由化導致了農產品和商品價格的下降，「大型農業綜合企業的整合，全球糧食系統（英語：Food system）的同質化，以及供應管理機制的削弱」。同時，政府補貼被剝奪，以及結構性的改革，例如國家開發銀行、推廣機構和商品委員會私有化。此外，農民對現代技術和化肥的依賴程度上升，與商品市場、信貸市場、技術市場和土地市場聯繫在一起，由於無法控制的因素，農民更容易受到糧食不安全等問題影響。隨着破壞穩定的力量增加和保護措施的減少，農民被迫尋找其它生存手段（灰色經濟）。

然而，農業進入全球經濟意味着農民必須「學習包括經濟和法律知識，市場情報和計算機，工商管理和植物檢疫措施，生物技術和知識產權，以及貿易政策和宏觀經濟學的基礎知識。」有了新知識，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形成地方、國家和全球性的抗議團體就不足為奇。其實抗議形式已經存在了幾個世紀，比如17世紀的法國農民抗議，但世貿組織等多邊組織的形成也導致了跨國抗議。[23]

跨國農民運動始於巴西無土地運動（英語：Landless Workers' Movement）(MST)的成功，在這場運動中，農村人口(許多是原住民)聚集在一起，要求土地所有權。這場運動不僅展示了不同群體團結在一起的能力，也激發了全球範圍內的行動，並且奠定了包括強調群眾參與以及利用非政府組織(NGO)獲取資源。他們提高了人們對國家外債破壞性影響的認識，甚至組織了武裝起義。他們一直在爭取兩個核心要求:將農業從世貿組織的管轄範圍中移除以及保障糧食主權。

「讓農業退出WTO」已經成為「自1999年西雅圖抗議活動以來越來越頻繁的呼聲」，包括2000年多哈談判和2003年坎昆會議上的呼聲。農民之路和其它五十個組織聯合起來聲稱: 「世貿組織是不民主和不負責任的，加劇了全球不平等和不安全，促進了不可持續的生產和消費模式，侵蝕了多樣性，破壞了社會和環境優先事項。」因此，他們不僅要求廢除《農產品協議》，還要求廢除其它相關協議，包括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衛生和植物檢疫措施（英語：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SPS)、數量限制(QRs)以及補貼與反補貼措施(SCM)。糧食主權（英語：Food sovereignty）突出表明，糧食是一項基本人權，並譴責世貿組織將農業純粹視為一種商品，而不是「農民的生計」。[24]

在世貿組織部長級會議之外也有類似抗議活動，最引人注目的是國際農業生產者聯合會（英語：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ers）(IFAP)的成立，印度對印楝樹外國公司專利的抗議，法國農民對假羅克福奶酪的抗議，以及APM-afrique的創立，為了改善咖啡和棉花行業。

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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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和原住民之間有着高度聯繫，特別是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因此，許多農民組織和運動也爭取原住民權利，包括土地權和自治權。[25]

勞工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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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世界貿易組織的勞工標準（英語：Labour standards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批評家則聲稱勞動力和環境問題一直被忽視。全球環境與貿易研究（英語：Global Environment and Trade Study）主任史蒂夫·查諾維茨（英語：Steve Charnovitz）認為世貿組織「應該開始解決貿易與勞工和環境問題之間的聯繫。」……「在缺乏適當的環境監管和資源管理的情況下，增加貿易可能會造成嚴重的損害，以至於貿易利潤將低於環境成本。」此外，工會譴責發展中國家的勞工權利記錄，認為如果世貿組織成功地推動了全球化，那麼環境和勞工權利同樣會受到損害。[26][27]

另一方面許多人說，「如果環境和勞工進入世貿組織體系，在概念上很難說為什麼其它社會和文化問題也不應該進入。」……「貿易措施已經成為大公司和社會組織促進自身利益的工具。」學者們已經將關貿總協定第二十條確定為一個核心的例外條款，各國可以援引這一條款來部署與貿易自由化相衝突的政策。[28][29]

巴格瓦蒂還批評「發達國家的遊說團體試圖將他們不相關的議程強加於貿易協定」。這些遊說團體，尤其是發達國家的慈善機構，現在已轉向對貿易問題的激烈討論，並對能源問題有了更多的了解。因此，有學者批評將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引入WTO框架，擔心這種非貿易議程可能會壓倒該組織的職能。「孤立地看，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導致了發展中國家和整個世界福利的降低。」巴格瓦蒂斷言，「知識產權不屬於世貿組織，因為保護知識產權只是一個版稅問題……這個問題在烏拉圭回合期間被製藥和軟件行業強行提上了世貿組織的議程，儘管這有可能使世貿組織變成一個美化的版稅收繳機構。」[30]

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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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批評者認為，世貿組織的「綠色房間」討論缺乏代表性和包容性，參與者越來越活躍，代表的利益和目標越來越多樣化，使世貿組織的決策複雜化，「建立共識」的過程被打破。綠室討論的結果將提交給世貿組織其他成員，它們可以對結果進行表決。因此，他們提議設立一個小型的非正式指導委員會(「諮詢委員會」) ，負責在成員國之間就貿易問題達成共識。第三世界網絡將WTO稱為「最不透明的國際組織」，因為「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WTO體系中幾乎沒有真正的發言權」。[31]

許多非政府組織，如世界聯邦主義者運動/全球政策研究所（英語：World Federalist Movement/Institute for Global Policy），正在呼籲建立一個世貿組織議會（英語：International parliament），以便更加民主地參與世貿組織的決策。卡羅琳·盧卡斯博士建議，這樣一個大會「在議會審查的形式上，以及在改革世貿組織程序及其規則的更廣泛努力中，可以發揮更突出的作用」。然而，拉烏爾·馬克·詹納博士認為，由於以下原因，議會協商會議將是無效的:[32][33]

  1. 沒有解決工業化國家談判最重要決定的「非正式會議」問題。
  2. 沒有減少各國之間在有效和高效地參與世貿組織所有機構的所有活動方面存在的事實上的不平等。
  3. 沒有糾正影響爭端解決機制的多重違反一般法律原則的行為。[34]

缺乏透明度往往被視為民主政體的一個問題。政治家可以通過談判達成在他們自己國家的民主進程中不可能或不被接受的規定。「一些國家在國際機構中推行某些監管標準，然後在協調統一的要求和多邊主義的幌子下，將這些規定帶回國內。」這通常被稱為政策洗錢（英語：Policy laundering）。[35]

國家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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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貿易組織的保守派和民族主義批評者認為，自由貿易損害並威脅國家主權。這一論點在2019年上訴機構法官選舉之前變得突出，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選擇讓世貿組織陷入僵局，以重新獲得國家主權。[36][37][38][39][40][4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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