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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特州立大學槍擊事件

座標：41°09′00″N 81°20′36″W / 41.1501°N 81.3433°W / 41.1501; -81.3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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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特州立大學槍擊事件
1970年5月4日，肯特州立大學學生與俄亥俄州國民警衛隊衝突現場
位置 美國俄亥俄州肯特
肯特州立大學
日期1970年5月4日
12:24 p.m.（Eastern: UTC−5）
武器M1加蘭德步槍、M1911手槍、霰彈槍
死亡4
受傷9
受害者肯特州立大學學生
主謀俄亥俄州國民警衛隊G連
肯特州立大學槍擊事件發生場地
肯特州立大學槍擊事件在俄亥俄州的位置
肯特州立大學槍擊事件
肯特州立大學槍擊事件在美國的位置
肯特州立大學槍擊事件
地點0.5 mi. SE of the intersection of E. Main St. and S. Lincoln St., Kent, Ohio
坐標41°09′00″N 81°20′36″W / 41.1501°N 81.3433°W / 41.1501; -81.3433
佔地面積17.24英畝（6.98公頃）[2]
NRHP編號10000046[1]
重要日期
NRHP收錄February 23, 2010[1]
指定NHL2016年12月23日

肯特州立大學槍擊案（英語：Kent State Shootings），又稱五·四屠殺或肯特州立大學屠殺[3][4][5]，為1970年一場美國政府對反越戰示威的武裝鎮壓。當年4月30日，時任總統尼克遜於電視演講公佈即將入侵柬埔寨，違反其先前將淡出越戰的承諾並因此引爆民憤，再度於全國各地觸發新一波反戰示威潮[6][7]；其時位於俄亥俄州肯特城的肯特州立大學學生亦有發起示威聲援。5月4日，國民警衛隊進入校園武力清場，更於13秒內向手無寸鐵的示威學生連續發射67發實彈，最終釀成4死9傷，其中一名傷者更被打成終身殘廢。[8]

慘案事發後震動全國，特別學界全體上下均為之震怒：全美上百所大專院校及中學共四百萬學生發動罷課抗議政府血腥鎮壓，學校完全停止運作[9]，更再度加深美國民眾對於政府參與越戰的反感[10]。最終該次鎮壓行動被總統特別調查委員會認定為非必要及不可原諒[11]，隨後法院更判決俄亥俄州州政府需向死者遺屬及傷者支付675,000美元賠償，並且對其公開道歉。[12]

事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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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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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察·尼克遜於1968年就任美國總統。尼克遜於競選時許諾逐步結束越南戰爭。然而，1969年11月，美軍對越南美萊村大屠殺事件（504名村民遇害，殺害者包括嬰兒，亦有輪姦女性和肢解屍體）被曝光，引發了美國國內對越南戰爭的更加強烈的反對聲音。另外，接下來的一個月，美國實行了自二戰以來的第一次抽籤徵兵。人們本以為越南戰爭會在1969年結束。然而，總統尼克遜於1970年4月30日宣佈進軍柬埔寨。這一行動激怒了那些認為這一行動只會激化矛盾，希望越南戰爭早日結束的人。許多年輕人，包括大學生和老師在內，十分不希望自己被抽籤選中去參加一場他們自己強烈反對的戰爭。將戰爭擴張到另一個國家的行為加深了他們對被抽籤選去參加戰爭的顧慮。舉國上下，大學校園裏抗議頻頻爆發，這一時期被稱為「全國學生大示威」。這一系列事件，為1970年五月初的肯特州立大學槍擊案的爆發奠定了基礎。

學校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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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特州立大學位於俄亥俄州肯特市，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爆發了多次學生運動。其中「學生爭取民主協會」於六十年代中期興起，是由一些激進的學生組成的「新左派」的學生組織，對美國學生社團形成了很大影響。肯特州立大學在六十年代內部走向分裂。傳統的「兄弟會」與新興的激進主義「學生爭取民主協會」由於理念價值觀的不同而矛盾頻發。1969年4月8日，肯特大學一些「學生爭取民主協會」成員為抗議預備役徵兵計劃襲擊學校行政大樓。4月16日，在對兩名「學生爭取民主協會」會員進行的休學聽證會上，「學生爭取民主協會」的一些成員與「兄弟會」成員產生武力衝突。騷亂以58名示威者被逮捕而告終。事件過後，肯特州立大學採取一定措施試圖走出騷亂的影響。肯特州立大學似乎恢復了往日的平靜。然而一年後，因為尼克遜宣佈進軍柬埔寨，一場更大的學生運動即將開始。[13]

事件經過及總統特別調查委員會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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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擊事件地圖

4月30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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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遜總統宣佈美軍作戰部隊進入柬埔寨。

5月1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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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五百名學生聚集在肯特州立大學的公共草坪（位於校園中央的一座被青草覆蓋的小山。[14]此地經常被用作集會和抗議活動的聚集地）舉行示威遊行。在下午1時之前，當人群開始分散，準備去上課時，人們開始籌劃在5月4日舉行另一次集會活動，抗議尼克遜政府擴大越南戰爭，入侵柬埔寨。在當天的集會上，示威者普遍表現出憤怒的情緒。許多抗議者喊出了「把戰爭帶回家」的口號。為了表示對尼克遜政府派兵柬埔寨的不滿，一名研究生在一群學生的注視下燒毀了一份美國憲法，另一名學生則燒毀了自己的徵兵卡。

大約午夜時分，鎮上開始出現騷亂。一群人走出酒吧，向街上的汽車投擲啤酒瓶，並毀壞鬧市區商店的店面。在此期間，有人將一家銀行的玻璃擊碎，由此鳴響了銀行的警報器。此事很快在附近傳播開來，一些酒吧為了避免事端提早歇業。很快，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破壞的行列中來。

在警察趕到之前，已經有大約120人聚集起來，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在街上點起了篝火。這些人當中有騎自行車的人，有學生，也有一些過路的人。當地警察趕來後，人群中有人向警察投擲啤酒瓶，喊出侮辱性的語言。肯特市的全部警力以及周圍地區的一些警官接到命令，處於待命狀態。肯特市市長魯伊·薩特羅宣佈全市進入緊急狀態，並致電俄亥俄州州長請求支援。市長下令全市的所有酒吧關門停業。然而這一命令卻點燃了更多人的怒火。警方最終使用催淚彈驅散了鬧市區的人群，並且迫使他們回到幾個街區以外的校園裏。[7]

5月2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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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特市的政府官員以及鬧市區的一些商家接到傳言，稱一些激進分子已經進入肯特市，企圖摧毀城市和大學。薩特羅市長與當地政府官員以及一名俄亥俄州國民警衛隊的代表舉行聯席會議。受到當地流言的影響，薩特羅市長認為當地的政府官員和警力沒有能力控制在未來可能出現的暴亂。[7]於是在會議後，市長決定請來俄亥俄州州長羅茲，並於當地時間下午5時發出請求，希望派遣國民警衛隊到肯特市來，這一請求獲得了批准。然而市長的求援行動並沒有通知學校當局，因而學校官員仍舊同意反戰學生傍晚在校園公共草坪舉行集會。國民警衛隊於晚上10時到達肯特市時，一場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活動已經在校園中進行。此後局勢逐漸開始失控，後備軍官訓練隊大樓（ROTC）[15]遭縱火，有超過一千名抗議者聚集在大樓周圍。在抗議者們的歡呼聲中，大樓最終化為了灰燼。大火沒有造成任何人員傷亡，而縱火者也沒有被逮捕。[16]幾名前來救火的消防員和警官被人群用石塊和其他物體襲擊。由於抗議者們將消防水龍帶拖到了公共草坪並且對其猛砍，幾個消防連隊還不得不被請來參與滅火。[17][18][19]之後國民警衛隊開始展開大規模的逮捕行動，並且對人群使用了催淚彈。至少一名學生在此期間受到刺刀襲擊，受了輕傷。[20]

5月3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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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肯特消防站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情緒激動的州長羅茲猛敲桌子[21]，稱抗議學生不是真正的美國人，並將他們稱作是試圖摧毀俄亥俄州高等教育的暴動分子。羅茲說道：「在肯特市，我們已經見證了一次由異端者所發動的，恐怕是有史以來最惡毒的針對學校的暴力事件。他們制定了無數縱火和破壞的計劃。他們朝警察、國民警衛隊以及高速公路刑警投擲石塊。現在到了我們運用執法機構所擁有的一切手段，將他們趕出俄亥俄州的時候了。我們將斬草除根，而不只是針對表面現象。這些人從一個校園奔向另一個校園，給社會製造恐慌。他們比納粹德國的衝鋒隊、共產黨勢力，還有三K黨以及自衛派（vigilantes）還要可怕。他們是我們美國所庇護的最惡劣的一群人。他們掌控校園的陰謀將不會得逞。我認為我們現在正在與美國歷史上最強大，最訓練有素，最好戰，也最革命的一群人對抗。」[22]從他講話的錄音中可以聽見他在叫喊着，並不時地捶打着桌面。[23][24]

羅茲同時表示他將獲得法院命令來宣佈全州的緊急狀態，禁止更進一步的遊行示威活動，讓人們感到宣佈了一種類似於戒嚴令的狀態。然而事實上他從未試圖去獲得法院命令。[7]

當天白天，一些學生來到肯特的鬧市區，幫助清理昨晚的鬧事現場。下午，肯特州立大學一派平靜祥和的氣氛。一位名叫傑夫·薩洛特（Jeff Sallot）的記者描述當時的情景說：「多麼動人的一天！這是一個真正的春日，許多學生第一次脫下了大衣，穿上春裝，走到戶外去。他們在一種友好的氣氛中與警衛隊士兵們相處……沒有擔憂，沒有焦慮，也沒有怨恨。前一天晚上所有的侮辱性的語言此刻都已經被拋到腦後。我聽到傳言稱，『國民警衛隊今晚就會離開。』我真的期待他們在上午結束之前就能離開。」

薩特羅市長在受驚的市民的壓力下，下令在另行通知前實行宵禁。城市宵禁時間被定在晚8時到次日早晨6時。校園裏的宵禁時間從凌晨1時開始。但市長也在宣言中特別提到，允許校園裏和平的集會和遊行示威活動。[25]

大約在晚上8時，另一次集會在校園裏的公共草坪展開，根據總統委員會的調查結果，當時聚集的人群表現得十分平靜。儘管如此，隨着聚集人數的上升，當地官員的恐慌情緒也開始加深。校警和俄亥俄州高速公路巡警向當時國民警衛隊的負責人阿諾德·芬利上校建議取消市長之前從凌晨1時開始的宵禁令，改為即刻執行宵禁。然而他們卻並未考慮這樣對於宵禁時間的突然修改可能對人群的情緒造成的影響，而且也沒有人在此期間告知市長修改校園內宵禁時間的提議。隨後，國民警衛隊選出的法律事務代表瓊斯少校向聚集在公共草坪的人群宣讀了《俄亥俄州取締暴動法案》，並向下令人群在五分鐘之內自行解散。人群中的很多人基於市長之前允許在校園裏和平集會和遊行示威的宣言，並不理會瓊斯的命令。[26]於是國民警衛隊開始使用催淚彈驅散人群。學生們隨後重新聚集在林肯路和主街的路口開始靜坐，並希望能與薩特羅市長以及懷特校長見面進行談判，然而，這一要求卻遭到了拒絕。11時，《取締暴動法案》再次被宣讀，這次是由芬利上校宣讀的。在此之後，之前還很平靜的學生開始感到自己遭到了愚弄，於是他們開始朝警衛隊士兵喊出一些侮辱性的語言，並向他們投擲石塊。警衛隊於是再次使用了催淚彈，強迫學生回到宿舍。[26] 幾名學生在這一過程中受到警衛隊刺刀的襲擊。[27]

5月4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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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三天前的計劃，一次抗議示威活動定於當天中午開始。肯特州立大學官員試圖阻止這次集會，事先散發了12000份傳單，宣稱這次集會已經被取消。儘管如此，還是有大約2000人聚集在泰勒樓旁的公共草坪。[28]抗議活動以校園裏的勝利鐘的鐘聲為開始的信號，隨後第一波的抗議者開始發表講話。

當時在校園中的第145步兵團A、C兩連以及第107裝甲騎兵團G隊的士兵試圖驅散聚集的學生。這項驅散人群命令的合法性事後成為爭論的焦點。驅散行動從當天上午晚些事後開始，由巡邏兵哈洛德·賴斯（Harold Rice）[29]駕駛一輛警衛隊吉普車向學生宣讀「停止集會否則逮捕」的命令。抗議者們向警衛隊投擲石塊作為應答，擊中了一名校方巡邏員，並最終迫使吉普車撤回。[7]

正午之前，警衛隊重新來到公共草坪並且再一次命令人群散開。人群中大多數人依然拒絕散開，警衛隊遂開始使用催淚彈。由於風力的影響，催淚彈並沒有能夠有效驅散人群。一些人開始再一次向警衛團一齊投擲石塊，口中喊着「豬玀們滾出學校！」學生們將催淚彈撿起扔回給警衛隊。警衛隊士兵們此時已經戴上了防毒面具。

當意識到人群不會散開之後，由77名國民警衛隊A連和G隊隊員組成的士兵，拿着裝有刺刀的M1加蘭德步槍向數以百計的抗議者進發。抗議者們在此時從公共草坪撤退，越過毯子山（Blanket Hill）。接着學生們以一種鬆散的隊形，沿着泰勒樓向東北方向移動，並繼續前進到普倫蒂斯樓（Prentice Hall）前的停車場上。警衛隊士兵跟在抗議者後面越過了毯子山，但之後並沒有和抗議者一樣向左轉向，而是繼續徑直向前，朝着被鐵絲網圍欄圍住的運動場前進。他們在這裏停留了大約十分鐘，不確定如何才能離開這裏，回到原來的路上去。在這期間，一大夥學生開始聚集在警衛隊士兵的左側和前方大約150到225英尺遠的泰勒樓的走廊上。另一些人在散佈在泰勒樓和普倫蒂斯樓之間的停車場上。大約有35到40人站在停車場上，或者按照他們之間接到的命令在停車場附近解散。

運動場上的警衛隊員們大體上距離停車場大約100碼。在這時，一些士兵成跪射姿勢瞄向停車場方向，然後又再次站起身。幾名士兵聚集成一小團開始互相交談起來，似乎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辦。他們此時已經驅散了公共草坪上的抗議者，很多學生已經離開，儘管仍有一些人仍留下來憤怒地與士兵們對峙。一些人向士兵們投擲石塊和催淚彈。大約十分鐘之後，警衛隊開始重新回過頭越過毯子山，向公共草坪行進。這時一些在泰勒樓走廊上的學生開始緩慢地向士兵移動。

突然，警衛隊士兵一齊朝天空開槍，學生們驚嚇之餘秩序大亂，國民警衛隊隨即展開武力鎮壓。警衛隊士兵向學生們開槍，許多學生不同部位被打中，不斷有學生中彈倒地。

俄亥俄州國民警衛隊的副官告訴記者當時有一名狙擊手朝警衛隊士兵們開槍。這一聲明的真實與否一直歷經爭論。之後許多的警衛隊士兵作證說「自己當時害怕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脅」。這一點受到了質疑，一方面是因為當時他們和死傷的學生之間的距離。時代雜誌之後總結說「肯特州立大學槍擊案並不是意外」。負責調查校園騷亂事件的總統委員會試圖迴避對槍擊案發生原因的調查，竭力對抗議者和警衛隊兩方都給以批評。但委員會仍舊總結說「這次朝學生人群的無差別射擊事件以及四名學生的死亡是不必要，無根據且不可原諒的。」[11]

這次槍擊事件共造成4名學生死亡，9人受傷。其中兩名死難學生艾莉森·克勞斯（Allison Krause）和傑弗里·米勒（Jeffrey Miller）參與了抗議活動，而另兩名死者桑德拉·朔伊爾（Sandra Scheuer）和威廉·諾克斯·施羅德（William Knox Schroeder）則是在一節課下課以後趕去上另一節課的途中被擊中的。施羅德本人也是後備軍官訓練隊的隊員。所有的傷者中沒有一個人與警衛隊士兵的距離小於71英尺。所有的死者中，米勒與士兵的距離最近，為265英尺。他們四人與警衛隊士兵的平均距離為345英尺。

目擊者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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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擊者1： 突然，他們轉過身來，彎下膝蓋瞄準射擊，仿佛是接到命令一樣同時完成了這些動作。當時我站在那裏還說，他們不會射擊的，他們不可能會那麼做的。如果他們要射擊的話，一定射的是空包彈。[30]

目擊者2： 那些子彈一定朝着我飛來，因為當子彈掠過頭頂時可以聽見噼啪的聲音。我在拐彎處摔倒了。我看見一個學生被子彈擊中。他原本是想奔向一輛汽車，結果中彈倒在地上。另一名學生試圖把他拉到汽車後面。子彈穿過了車窗。

那名學生倒地的時候，我又看見另一名學生倒在緊挨着路緣的地方。他在車的另一頭，離我大約有25到30碼遠。射擊零零星星地總共持續了25秒，30秒或者35秒。

射擊停止後，我大約在那裏躺了10到15秒，然後站了起來。我看見4至5名學生躺在停車場上。這時人們開始集體歇斯底里起來。學生們哭喊着，叫着救護車。我聽見一名女孩尖叫道：「他們用的不是空包彈！他們用的不是空包彈！」[30]

5月4日晚些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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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擊剛剛停止，許多憤怒的學生準備不顧一切地向國民警衛隊發起攻擊。許多教職員工在一位地質學教授格倫·弗蘭克的帶領下，懇求學生們離開公共草坪，不要讓暴力事件再次升級。他們說道：「我不在乎你們之前有沒有聽過有人這麼說，我現在懇求你們，如果你們現在不馬上解散，他們馬上就要趕過來。結果只可能是一場大屠殺。求求你們可以聽我說話嗎？上帝啊，我不想被捲入到這裏面來……」[31]

在弗蘭克長達二十分鐘的講話之後，學生們終於離開了公共草坪。這時救護人員也奔向了受傷者，警衛隊也離開了那裏。弗蘭克教授的兒子當時也在場，他說道：「他無疑拯救了我和其他上百個人的性命。」[32]

傷亡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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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

  • 艾莉森·克勞斯（Allison Krause）：19歲；距警衛隊343英尺（105米）；左胸中彈，次日死亡。
  • 傑弗里·米勒（Jeffrey Miller）：20歲；距警衛隊265英尺（81米）；子彈從口中穿過，當場死亡。
  • 威廉·諾克斯·施羅德（William Knox Schroeder）：19歲；距警衛隊382英尺（116米）；胸部中槍，經手術搶救無效後死亡。
  • 桑德拉·李·朔伊爾（Sandra Lee Scheuer）：20歲；距警衛隊390英尺（120米）；頸部中槍，失血過多後死亡。

傷者：

  • 迪恩·R·凱勒（Dean R. Kahler）：距警衛隊300英尺（91米）；脊椎中槍，腰部以下終生癱瘓。
  • 小約瑟夫·路易斯（Joseph Lewis Jr.）：距警衛隊71英尺（22米）；右腹和左小腿受傷。
  • 約翰·R·克利瑞（John R. Cleary）：距警衛隊110英尺（34米）；左上胸部受傷。
  • 湯馬士·馬克·格蕾絲（Thomas Mark Grace）：距警衛隊225英尺（69米）；左腳踝受傷。
  • 艾倫·米高·坎弗拉（Alan Michael Canfora）：距警衛隊225英尺（69米）；右手腕受傷。
  • 道格拉斯·艾倫·倫特莫爾（Douglas Alan Wrentmore）：距警衛隊329英尺（100米）；右膝受傷。
  • 占士·丹尼斯·羅素（James Dennis Russell）：距警衛隊375英尺（114米）；右大腿中彈，前額擦傷。
  • 羅伯特·弗里斯·斯坦普斯（Robert Follis Stamps）：距警衛隊495英尺（151米）；右臀受傷。
  • 唐納德·史葛·麥肯齊（Donald Scott MacKenzie）：距警衛隊750英尺（230米）；頸部受傷。

後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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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範圍內的報紙和雜誌刊登了肯特州立大學慘案死傷者的照片，媒體宣傳強化了公眾對美國入侵柬埔寨和越南戰爭的反戰情緒。尤其是肯特州立大學新聞專業學生約翰·費羅在事發當場拍攝的照片，記錄了14歲的瑪麗·安·維奇跪在一名遭擊斃的學生傑弗瑞·米勒屍體前尖叫的場景。這張照片贏得了1970年的普立茲獎，也是這次事件乃至整個反越戰運動中永存的回憶。

學生抗議引發了當地居民的負面反應，這些負面反應在俄亥俄州當地報紙記錄快遞（Record-Crourier）編輯來信中得到證實。當時流言四起。5月4日當地報紙的第一版頭條新聞聲稱兩個國民警衛隊員被殺。肯特居民瑪麗·文森特在採訪中說，關於即將發生的破壞案和縱火的流言在當地迅速傳播。據說，穿國民警衛隊制服的共產主義分子開槍打死了4名學生，以此引起爭論。「他們應該多殺死幾名學生」——當時有人這麼說過。槍擊案發生後，社區團體並沒有對處在危機中的肯特州立大學表示強烈的支持。[33]

槍擊案引發了美國大學校園裏的強烈抗議。全國範圍內的大學生紛紛罷課，至少450所大學因暴力或非暴力形式的遊行示威關閉校園。[9]紐約大學的學生懸掛出「他們不能殺死我們所有人」的橫幡[34]，傳遞了學生的反戰情緒。5月8日，十一個人在新墨西哥大學的一次學生與新墨西哥國民警衛隊的衝突中被刺殺[35]。也是在5月8日，在紐約市政大廳舉行了一次反戰抗議活動，這次活動一方面也是因紀念肯特州立大學槍擊案死難者組織的。抗議者遭遇了皮特·J·布瑞南組織的支持尼克遜的建築工人集會，後來引發了「硬帽子暴動（Hard Hat Riot）」。

槍擊案5天後，十萬人在首都華盛頓舉行示威遊行，反對越戰，抗議國民警衛隊槍擊手無寸鐵的學生。尼克遜總統1969至1974年的主要演講撰稿者雷·普萊斯回憶那天的示威時說：「整個城市就是個武裝陣營。暴徒到處打砸窗戶，割裂輪胎，把停泊的車拖拽到十字路口，甚至把床墊的彈簧扔下交匯處。他們說這是學生抗議。這完全不是學生抗議，簡直是內戰。」[9]尼克遜不得不去戴維營避了兩天風頭，尼克遜的1969至1973年的顧問查爾斯·科爾森也聲明政府召集軍事力量以保衛行政機關。科爾森回憶：「第82空降師集結在行政辦公樓的地下室裏，我下去跟他們聊天。走在他們中間，（我發現）他們躺在地上，靠着他們的包裹，他們的頭盔、子彈帶，還有豎直的步槍。那時你會想：『這肯定不是美國。這肯定不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這是個和自己作戰的國家。』」[9]

槍擊案發生後不久，城市研究所發起了一項全國調查。調查結果表明，肯特州立大學槍擊案是美國歷史上唯一一個由單一因素導致全國學生罷課的事件。至少400萬名學生參加了抗議活動，至少九百所美國大學和學院在學生罷課期間關閉。肯特州立大學的校園關閉了6星期。在槍擊案後立即進行的一項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58%的被調查者認為錯在學生，11%譴責國民警衛隊，31%沒有發表意見。[36]尼克遜總統和他的政府對槍擊案的反應在反戰運動中被許多人指責為冷酷無情。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說，當時總統在「假裝冷漠」。斯坦利·卡農在他的著作《越南：一段歷史》中指出，「（尼克遜）政府最初對待槍擊案的態度是惡意的麻木。尼克遜的新聞秘書龍·季格樂，在精心準備的發言中提及槍擊案的死者說『當意見的分歧演變為暴力衝突時，它會導致悲劇。』」尼克遜自己聲稱，是那些「流浪漢」破壞了美國的校園。艾莉森·克勞斯的父親在國內電視台上回應：「我的孩子不是流浪漢。」 [35]

卡農在他的著作里還記載了1970年5月9日凌晨4時15分，總統遇見了大概30名在林肯紀念堂前守夜的學生，然後尼克遜「跟他們不得體而屈尊地滔滔不絕地獨白，尷尬地向公眾展示他的善舉」。尼克遜還被白宮副內政伊傑·克勞追蹤。克勞持有和卡農不同的觀點，「我覺得這是一個意義重大而貼近公眾的行為。」無論如何，會見學生後，雙方都沒有讓對方改變立場。尼克遜還表示，反越戰運動是外國共產主義的爪牙。[9]

5月14日，肯特州立大學槍擊案10天之後，在傑克遜州立大學，在類似的情況下，兩名黑人學生被警察槍殺，12名學生受傷，但是這次的事件沒有像肯特州立大學槍擊案一樣引起全國範圍的關注。[37]當時，全國範圍內引發了廣泛的討論。槍擊美國公民是否有合法的解釋？抗議和禁止抗議的決定是否符合憲法？某些個人和媒體的記錄材料甚至用「屠殺」這個詞來描述槍擊案，就像描述1770年5人被殺，數人受傷的波士頓大屠殺一樣。[3][4][5]

1970年6月13日，在肯特州立大學和傑克遜州立大學慘案發生之後，尼克遜總統設置了關於校園動亂的總統委員會，名為斯克蘭頓委員會。委員會由尼克遜指揮，致力於解決全國範圍內大學校園的分歧、動亂、暴力事件。[38][39]

1970年6月20日，堪薩斯大學的一名大一新生尼克·賴斯在反戰抗議期間被當地警方在臨近校園的地方槍殺。[40]

總統委員會在1970年九月的一份報告中發佈了他們的調查結果，結果表明，俄亥俄州的國民警衛隊在1970年5月4日的槍擊是沒有必要的。報告指出，即使警衛隊遇到了危險，這種危險也不需動用槍擊。28名警衛隊員的61次槍擊絕對沒有必要。顯而易見地，沒有人下達開槍的命令。當時在毯子山沒有嚴格的槍支管理條例。肯特州立大學的慘案後，必須終止警衛隊以實槍荷彈處理學生示威的行為。

1970年9月，24名學生和一名教職工被起訴稱在慘案發生前3天就在密謀後備軍官訓練樓前的遊行。這些從照片中指認出的嫌疑人被稱為「肯特25」。有關後備軍官訓練樓縱火的5件案子都進行了審判。一名非學生的被告在一項指控上被判定有罪，另外兩名不是學生的被告認罪。另外一名被告被宣判無罪，駁回了所有質控。1971年12月，對其他20人的指控都因證據不足而撤銷。[41][42]

肯特槍擊案促使國民警衛隊反思了控制人群的方法。那天警衛們用來驅散人群的唯一裝備只有來福槍、刺刀與催淚彈。接下來的幾年中，美軍開始開發致命性低的驅散裝備（比如橡皮彈），並且改變了人群與騷亂應對策略，避免悲劇在示威者身上發生。這些由於肯特槍擊案所催生的改變至今仍由美國警察及軍隊使用，並於類似的實踐中運用，如1992年洛杉磯騷亂，以及2005年卡特里娜颶風襲擊後的治安秩序波動。

1971年肯特州立大學建立了「和平改變」中心，作為「1970年5月4日事件的活紀念堂」。[43]現在這座中心更名為應用衝突解決管理中心，它建立了美國最早的「衝突解決」本科生項目。1998年，致力於防止暴力的交叉學科項目——暴力研究與防範學院建立。

審判與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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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名警衛隊員受到了大陪審團的起訴，他們宣稱，開槍是出於自衛。1974年，美國地區法官弗蘭克·巴蒂斯蒂以起訴方證據不足為由，取消了對8名警衛隊員的指控。[7]

2007年5月，被起訴的開槍警衛隊員之一，拉瑞·夏法對肯特的《紀錄快遞報》說到：「我沒有聽到任何開槍的命令。除此之外無可奉告。」夏法當時是拉韋納的議員，曾經擔任過消防隊長。他接着說：「我不是說長官沒有下達開槍的命令，只是在那樣吵鬧的環境裏，我不相信有人能聽見什麼。」

警衛隊員、俄亥俄州政府及肯特州立大學校長也受到了民事起訴。受害者及其家屬起訴了羅茲州長、肯特州立大學校長和國家警衛隊隊員。經過長達11周的審判，[44]陪審團的裁決一致支持了被告。然而，由於聯邦法官對於一名陪審員在庭外被威脅事件的處理不當，判決在第六輪上訴法庭被改判。俄亥俄州被判支付所有原告67,500美元的賠償（州里認為這是辯護的費用）[45]，並且所有被告被要求作出如下的公開道歉：

1970年5月4日的悲劇本來不應該發生。儘管學校已經發佈了禁止集會、疏散學生的命令，學生們可能仍然認為他們繼續大規模反對入侵柬埔寨的行為是正確的。第六輪上訴法庭認為學校發佈的命令是合法的。

出於對先前事件的恐懼，毯子山上的一些警衛隊員可能認為他們自己有生命危險。現在看來是這種對峙可以有方法解決。一定要找到更好的辦法解決這種對峙。

我們真誠地希望，我們能找到一種方法避免槍擊案以及無可挽回的死傷的發生。我們對於槍擊案的發生表示遺憾，更為4名學生的死亡和9名學生的受傷感到深深的痛心。我們希望訴訟的結束能夠幫助撫平傷痛的記憶。

記者I.F.斯通寫道：「有些人覺得「謀殺」這個字眼太過嚴重，但在槍擊案3天後，阿格紐在洛杉磯的戴維·弗羅斯特秀上用的就是這個詞。在回答「肯特州立大學發生的一切是謀殺」時，阿格紐以他一名律師的專業水準，認為這不是一級謀殺，因為槍擊沒有預謀，只是警衛隊員們由於憤怒而反應過度。這是謀殺，這並不是預謀的，但一定不能寬恕。」[46]

聯邦調查局報告指出，一個非全日制學生泰瑞·諾曼，被學生抗議者認為是校園警察和阿克戎聯邦調查局分處的線人。諾曼在5月4日抗議活動時在場，並且拿着照片辨認學生領袖[47]，當時他帶着小手槍和防毒面具。

1970年，聯邦調查局局長約翰·埃德加·胡佛在回應喬治·愛什布魯克議員時否認諾曼為聯邦調查局工作，而諾曼自己的聲明反駁了他的說法[48]。1973年8月13日，印第安納州參議院波茨·白依發給候任俄亥俄州州長喬治·J·吉里干一份備忘錄，他說根據警衛隊員的供詞，諾曼有可能開了第一槍，警衛隊員聲稱在示威者附近有一聲槍響，才激起了警衛隊員開始開槍。[49]

在槍擊案之後的40年裏，爭論一直沒有停止。[50][51]

兩名倖存者已經去世：2007年6月23日占士·羅塞爾去世，2008年6月羅伯特·斯坦普斯去世。[52][53]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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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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