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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猿人

座標39°43′59″N 115°55′01″E / 39.733°N 115.917°E / 39.733; 115.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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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猿人
化石時期:更新世
中國古動物館展出的北京人頭骨複製品
科學分類 編輯
界: 動物界 Animalia
門: 脊索動物門 Chordata
綱: 哺乳綱 Mammalia
目: 靈長目 Primates
科: 人科 Hominidae
屬: 人屬 Homo
種:
直立人 H. erectus
亞種:
北京猿人 H. e. pekinensis
三名法
Homo erectus pekinensis
Black,1927

北京猿人學名Homo erectus pekinensis)又稱北京人北京直立人中國猿人北京種Sinanthropus pekinensis),是生活在更新世直立人。其化石遺存於1927年,在中華民國北京西南的周口店龍骨山發現。關於其年代的爭議較大,一般認為約在距今50萬年前。[1][2]而2009年英國《自然》期刊發表的應用26Al/10Be測年法的結果則把這一年代上推至68萬-80萬年前。[3]

電腦復原圖

研究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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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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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猿人腦部左右不對稱[4]

這處遺址是1921年8月由瑞典的地質學家安特生美國、奧地利的古生物學家奧托·師丹斯基發現的,1927年起進行挖掘。1929年12月2日,中國考古學裴文中挖掘出第一個完整的頭蓋骨,而在此時期所發掘出來的頭蓋骨卻在1941年時下落不明,成為歷史上的一個謎團。曾有人推測北京猿人頭骨在被美軍潛艇擊沉的阿波丸上,但至今尚未證實。而按照二戰時期美國海軍陸戰隊士兵理查德·鮑恩的回憶,1947年他在美軍設在秦皇島霍爾康姆營地挖掩體時挖出了裝在木板箱裏的北京猿人頭骨,當時士兵把木板箱當成了機槍墊,戰爭結束後,北京猿人頭蓋骨可能又被埋在了原地[5]。據說現存唯一真實化石是1966年頭頂部堆積層發現的一個北京猿人頭蓋骨,但只展出過模型,而且在文革後再度消失於文獻之中。後來又發現了石製品、骨角製品。

當年參與挖掘的中方人員包括後來的院士賈蘭坡先生,隨着他的去世,一批當年挖掘的照片無人整理保管。

1940年代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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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店的挖掘工作從 1941 年停止,直到國共內戰結束和 1949 年毛澤東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 實地工作發生在 1949 年、1951 年、1958-1960 年、1966 年和 1978-1981 年。[7] 考慮到挖掘隊對於細節的專注、小心與精確,甚至篩選出小至 1 厘米(0.39 英寸)長的無法識別的碎片,周口店的挖掘一般被認為或多或少是完整的。[8]

每一塊骨頭、骨頭碎片或牙齒,無論多小,都會被撿起來放在一個籃子裏,每個技術人員都為此準備好了。一群技術人員始終齊心協力,幾乎每一塊泥土都會被仔細檢查。儘管如此,鬆散的泥土也會隨後被運送到一個特殊的地方並通過細篩。

— 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解剖學體質人類學學者,中國地質調查局新生代地質與環境研究室榮譽主任),1941年[8]

在毛澤東時代,尤其是 1950 年和 1951 年,北京猿人在新政府領導下的中國民族認同重構中發揮了核心作用,特別是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人類演化聯繫起來。北京猿人在各級教育機構教材、流行科學雜誌和文章、博物館以及在工作場所(包括工廠)中進行的講座中教授。這場運動主要是為了向大眾(包括那些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介紹馬克思主義,並推翻普遍存在的迷信、傳統和創世神話[9] 儘管如此,由於科學家被迫適應共產主義框架,研究內的新發現受到了限制。[10] 1960年,該實驗室改制為中國科學院下屬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由楊鍾健等共同領導。[6]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包括科學家在內的所有知識分子都受到了大量整肅,其中包括被徵召從事體力勞動,作為「知識分子變成勞動者,勞動者變成知識分子」運動的一部分,這阻礙了研究。[11] 儘管古人類學相關活動仍然能夠繼續下去,但隨着中國政府決心實現經濟獨立,該領域變得不那麼重要了,科普主題從人類進化轉向了與生產相關的問題。[12] 隨着 1970 年後「革命」政策的放鬆,古人類學和學術界重新興起[13],特別是隨着 1978 年鄧小平的崛起(被譽為「科學的春天」)。周口店曾多次受到附近採礦作業或空氣污染酸雨的威脅,但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也見證了環保行動的萌芽。為此,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於 1987 年宣佈周口店北京人遺址世界遺產。2002 年,該遺址的管理權被從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移交給北京市人民政府(後者擁有更多資源)。[14]

周口店的考古成果在中國引起了強烈的古人類學興趣,截至 2016 年,中國全境已發現其他 14 個化石遺址:元謀、田東(位在田東縣)、建始(位在建始縣)、鄖縣藍田洛南沂源、南召(位在南召縣)、南京、和縣(位在和縣),以及東至縣的華龍洞穴等。[15]

體質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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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猿人四肢骨的大小、形狀、比例和肌肉附着點(特別是上肢骨)基本上具有現代人的形式。北京猿人男性高約156厘米,女性約144厘米。

  • 頭蓋骨特徵:頭頂部低平,前額後傾,眉嵴前突且左右相連,頭蓋骨最寬處在兩耳門附近,骨壁厚度達9.7毫米,腦容量平均為1088毫升,這些特徵多與猿類接近。
  • 下頜骨特徵:齒槽緣前傾,頦部後縮,但舌面有棘狀突起,齒列齊平,這些特徵又與人類較接近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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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學者認為,當時已會製造骨角器。除狩獵外,可食的野果、嫩葉、塊根,以及昆蟲等小動物也是日常的食物來源。

在北京猿人住過的山洞裏有很厚的灰燼層,表明北京猿人已經會使用和保存火種。但用火遺蹟是原地形成還是從他處搬運而來,還存在爭議[16]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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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時代,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廣大民眾中的傳播勢在必行。著名的共產主義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在 1876 年提出的「勞動創造人類」的前景成為(當時)中國人類學界的核心,幾乎所有關於人類演化的討論都被包括在內—包括針對一般民眾的教育素材。恩格斯認為,直立行走而不是像其他猿類那樣四肢着地行走,解放了勞動的雙手,促進了所有人類特徵的進化,例如語言、合作,最重要的是促進了人類大腦容量的「完美」發展,說明「手不僅是勞動的器官,也是勞動的產物」。因此,勞動可以激發智力,這在考古記錄中是用石器發現的。[17]

對於包括北京猿人在內的這些古代人類的社會,恩格爾1884年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和他的原始共產主義概念成為主流。恩格斯主要基於美國民族學家路易斯·亨利·摩爾根 (Lewis H. Morgan) 1877 年出版的《古代社會》一書,詳細介紹了摩根對「原始」狩獵採集社會,即易洛魁人的研究。在毛澤東時代,北京猿人因此經常被描繪成在與自然的鬥爭中過着危險的生活,組織成簡單、和平的部落,以合作和友善的群體來覓食、狩獵和製造石器;一個無階級、無國籍和強大的社會,所有成員都為共同利益而努力。[18] 至於性別角色,北京猿人社會最常被描述為「男性狩獵女性採集」(參看狩獵採集)。[19]

石器,以及後來的弓箭,排除了人類單獨對抗自然力量和猛獸的可能性。為了採集森林的果實、捕魚、建造某種棲息地,如果人們不想死於飢餓、或成為猛獸或鄰近社會的犧牲品,他們就不得不共同工作。共同勞動導致了生產資料和生產成果的共同所有。這裏還不存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概念……這裏沒有剝削,沒有階級

—— 約瑟夫·斯大林,1976年[20][21]

這些概念大多與毛主義意識形態兼容,但對科學家尤其是在解釋新發現時具有限制性。一個知名案例是一位師承解剖學家和人類學家阿瑟·基思的劉姓人類學家(姓名拼音作 Liú Xián),在 1950 年出版專著時稱人類祖先自樹上來到地面生活,是出於純粹的勇敢,而非為了學習勞動(唯意志論唯物主義的立場對比),因此無法將其論述觀點與主流之「勞動創造人性」調和,也因而被許多同儕嘲弄。1956 年至 1957 年,更多科學界與主流(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政府立場)不同的觀點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下被鼓勵提出。[22]

在歐美等地區學界,重點通常放在智力而不是勞動上,尤其是在英國靈長類動物學家珍·古德 (Jane Goodall) 在 1960 年發現黑猩猩可以製造工具之後(即工具製造的勞動並非人類獨有)。[23] 儘管如此,當時西方和東方對古代人類的流行解釋大相徑庭。[24] 在中國,隨着西方研究和與毛澤東思想相矛盾的理論在中國各地的傳播,特別是在 1985 年之後,「勞動創造了人類」以及恩格爾修辭的影響在鄧小平崛起後減弱,儘管勞動仍被視為一種重要的適應。 這時,勞動的概念已經從單純的體力勞動擴展到腦力勞動;相反,美感被認為是一種獨特的人類特徵。[25]

與其他史前人類種群一致,北京猿人的平均壽命相當短。在 38 人的樣本中,15 人在 14 歲以下(39.5%)死亡,3 人在 30 歲左右(7%)死亡,3 人在 40 至 50 歲之間(7%)死亡,1 人在 50 至 60 歲之間死亡(2.6%)。其餘 16 個人 (43%) 的年齡無法確定。[26]

與現代中國人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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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之所以接受古人類起源於非洲的說法,是因為人們在那裏發現了400多萬年前以及150萬年到300萬年前能直立行走的人類化石。50多年來,中國考古學家先後在雲南元謀、陝西藍田、安徽和縣等地發現了60多處古人類化石地點以及千餘處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 中國考古學家認為,從以北京人為代表的直立人到現代中國人,中間沒有間斷,是河網狀不斷推進附帶少量雜交而來的。因此中國的現代人類起源於本土的早期智人。[來源請求][27]中科院院士吳新智之說。

近年興起的分子人類學對此提出了挑戰。根據1980年代出現的「單一地區起源說」,現代人約於20-10萬年前在非洲東部出現,並至少於6萬年前進入東亞。這一理論主要基於對現代人群線粒體DNAY染色體的分析。美國德克薩斯大學休士頓醫學中心人類遺傳學中心的科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復旦大學副校長金力博士與中國一些科研單位合作研究後也撰文指出,目前的基因證據並不支持現代中國人有獨立起源的說法。他們認為,在10萬年前至4萬年前之間的東亞地區,事實上存在一個化石「斷檔」期,即這一階段的人類遺址非常少見。6萬到4萬年前源於非洲的現代人到達現在中國南部,並逐漸取代了亞洲大地上的古人,比如北京猿人的後代。[28]儘管關於現代人進入東亞的路徑尚有較大爭議,大部分遺傳學家已經接受這一觀點。[29][30]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家王巍在2019年發表論文《新中國考古學70年發展與成就》,總結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七十年的考古學發展,認為由這些考古學證據,證明了北京猿人確是中國人的祖先,中國人是在中國本地演化出來的[31]。元謀人,藍田人與北京人等古人類皆為中國人先祖,證明中國人是在中國本地連續進化而來[32]

然而在考古學界,仍不乏持反對意見者。其論爭主要集中在少量遺傳物質的可靠性、中國化石遺存的延續性以及兩種異源人類之間混合的可能性上。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吳新智研究員表示,與基因證明相比化石證據更重要,因為它們更直接。法國古生物學家伊夫·科龐也認為,現階段化石比基因證據更能說明問題。他認為亞洲的現代人與亞洲的古人類之間確實存在連續演化關係,在中國看到的各時期亞洲人化石有一系列共同特徵。「很難相信我們現代人都是起源於非洲的」。[來源請求][33]

「北京人」頭蓋骨失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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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後,中日戰爭爆發。在周口店的挖掘工作被迫中斷,但研究人員還可在設在北平協和醫院的新生代研究室對化石進行整理研究。到1941年日美關係日趨緊張。在當時被日軍佔領的北平,日軍開始佔領中立國美國駐北平的一些機構。存放和保管北京猿人頭蓋骨化石的北平協和醫院雖屬美國財產,但看來也難以倖免。在這種情況下,新生代研究室決定為北京猿人化石找一個更為安全的存放地點。[34]

當時有三種處理方案。第一,把化石運往抗戰的後方重慶,但在戰爭環境下,長途運送安全難以保證;第二,在北平就地掩埋,但在淪陷區安全同樣無法保證;第三,運往美國保存。從當時的情況看,第三種處理方案是最好的選擇。

據古人類學家胡承志回憶,由於在合作挖掘化石時中美簽的合同規定,在周口店發掘的所有化石都是中國財產,禁止運送出境。所以當時美國公使館的人拒絕接收。後經國民政府協調,遠在重慶的美國駐華大使同意並授權,駐北平的美國公使館才接收這批珍貴的古人類化石,並準備將其安全運往美國保存。

1941年12月5日凌晨,一列美國海軍陸戰隊專列駛出北平,據說車上裝有北京猿人頭蓋骨化石。按計劃列車到秦皇島後,化石運到「哈利遜總統」號輪船,然後運往美國。此次託運的負責人是即將離華赴美的海軍陸戰隊退伍軍醫弗利,兩箱化石就是被混裝在他的27箱行李中被送上火車的。弗利說:這件事在當時相當秘密。在秦皇島,弗利的助手戴維斯負責接收這批特殊的行李。戴維斯說:我去取了那些行李,有27箱,我把它們都放在了我的房間裏。弗利等待着第二天坐「哈里遜總統」號回國。然而第二天,也就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了。日軍迅速佔領了美國在華的機構,美海軍陸戰隊在秦皇島的兵營也被日軍侵佔,弗利和戴維斯成了俘虜。在天津的戰俘營中,弗利他們陸續收到從秦皇島兵營運送來的行李,但北京猿人頭蓋骨已不見蹤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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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遗址简介. 周口店北京人遺址博物館. [2009-07-0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8-10-19). 
  2. ^ Ian Tattersall. Out of Africa again...and again?. Scientific American: 60–68. 
  3. ^ Shen, Guanjun; Gao, Xing; Gao, Bin; Granger, Darryl E. Age of Zhoukoudian Homo erectus determined with 26Al/10Be burial dating. Nature. 2009-03, 458 (7235): 198–200 [2020-11-09]. ISSN 0028-0836. doi:10.1038/nature0774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2-11) (英語). 
  4. ^ 周口店直立人左右脑半球的不对称. eurekalert. 2011年6月24日 [2011-10-1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1-07-27). 
  5. ^ Berger, Lee R.; Liu, Wu; Wu, Xiujie. Investigation of a credible report by a US Marine on the location of the missing Peking Man fossils.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2012-03-01, 108 (3/4): 3 pages [2020-11-09]. ISSN 1996-7489. doi:10.4102/sajs.v108i3/4.112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2-01). 
  6. ^ 6.0 6.1 Hsiao-Pei, Y. Evolutionary Asiacentrism, Peking Ma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centric Ethno-National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2014, 47 (4): 585–625. PMID 24771020. S2CID 23308894. doi:10.1007/s10739-014-9381-4. 
  7. ^ Wang, Q.; Sun, L. Eightieth year of Peking Man: Current status of Peking Man and the Zhoukoudian site (PDF). Anthropological Review. 2000, 63 [2022-01-03]. (原始內容 (PDF)存檔於2022-03-31). 
  8. ^ 8.0 8.1 Boaz, N. T.; Ciochon, R. L.; Xu, Q.; Liu, J. Mapping and taphonomic analysis of the Homo erectus loci at Locality 1 Zhoukoudian, China (PDF).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2004, 46 (5): 519–549 [2022-01-03]. PMID 15120264. doi:10.1016/j.jhevol.2004.01.007. (原始內容 (PDF)存檔於2022-01-03). 
  9. ^ Schamlzer 2008,pp. 118–120.
  10. ^ Schamlzer 2008,p. 260–261.
  11. ^ Schamlzer 2008,pp. 264–270.
  12. ^ Schamlzer 2008,pp. 277–278.
  13. ^ Schamlzer 2008,pp. 293.
  14. ^ Schamlzer 2008,pp. 422–426.
  15. ^ Dong, W. Biochronological framework of Homo erectus horizons in China.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16, 400: 47–57. doi:10.1016/j.quaint.2015.09.019. 
  16. ^ 張岩, 郭正堂, 鄧成龍, 張雙權, 吳海斌, 張春霞, 葛俊逸, 趙得愛, 李琴, 宋揚, 朱日祥. 周口店第1地点用火的磁化率和色度证据. 科學通報. 2014, (8) [2014-02-1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2-24). 
  17. ^ Schamlzer 2008,pp. 134–136.
  18. ^ Schamlzer 2008,pp. 144–147.
  19. ^ Schamlzer 2008,p. 152.
  20. ^ Dialectic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ww.marx2mao.com. [2022-01-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1-16). 
  21. ^ Schmalzer, Sigrid (2008). The People's Peking Man: Popular Science and Human Ident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ISBN 978-0226738604.
  22. ^ Schamlzer 2008,p. 181–182.
  23. ^ Schamlzer 2008,pp. 175–176.
  24. ^ Schamlzer 2008,pp. 179.
  25. ^ Schamlzer 2008,p. 403–406.
  26. ^ Boying, M. History Of Medicine In Chinese Culture. World Scientific. 2019: 20–24. ISBN 978-981-323-799-5. 
  27. ^ 高星, 張曉凌, 楊東亞, 沈辰, 吳新智. 现代中国人起源与人类演化的区域性多样化模式 (PDF). 中國科學: 地球科學. 2010, 40 (9) [2021-05-21].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21-05-21). 
  28. ^ Jin, Li; Su, Bing. Natives or immigrants: modern human origin in east asia.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2000-11, 1 (2): 126–133 [2020-11-09]. ISSN 1471-0056. doi:10.1038/3503856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2-01) (英語). 
  29. ^ Karafet, Tatiana; Xu, Liping; Du, Ruofu; Wang, William; Feng, Shi; Wells, R.S.; Redd, Alan J.; Zegura, Stephen L.; Hammer, Michael F. Paternal Population History of East Asia: Sources, Patterns, and Microevolutionary Process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2001-09, 69 (3): 615–628 [2020-11-09]. PMC 1235490可免費查閱. PMID 11481588. doi:10.1086/32329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2-01) (英語). 
  30. ^ Kong; et al. Genetic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ENCYCLOPEDIA OF LIFE SCIENCES. 2008. 
  31. ^ 王巍. 新中国考古学70年发展与成就. 歷史研究. 2019, 4 (8): 23-30. 
  32. ^ 王巍. 关于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回顾与思考. 光明日報. 2020-11-09 [2023-06-2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7-27). 
  33. ^ 吳新智. 从中国晚期智人颅牙特征看中国现代人起源 (PDF). 人類學學報. 1998, 17 (第4期) [2021-05-21].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21-05-21). 
  34. ^ “北京人”头盖骨的失踪之谜. 搜狐. 2005-07-01 [2005-07-0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5-07-06).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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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3′59″N 115°55′01″E / 39.733°N 115.917°E / 39.733; 115.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