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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津和平工作或船津工作，是在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件後，為了打開急速惡化的日中關係並防止事變擴大，在同年8月進行的和平工作。因通過日本實業家兼前外交官船津辰一郎來進行斡旋，因此得名。

經過[編輯]

「就地解決方案」失效[編輯]

蔣介石廬山談話

在1937年7月7日深夜，發生在北京西南約20公里處的盧溝橋的日本軍隊與中國軍隊之間的衝突，即盧溝橋事件[1][2][3][4]。次日7月8日，中國共產黨呼籲中國國民對日全面抗戰，而日本陸軍參謀本部也在同一天，為了防止事件擴大，向現地軍隊下達了避免主動使用軍隊的命令[1][2]。雖然7月9日實際上進入了停戰狀態，但7月10日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對日本表示了抗議[1][4]，中國共產黨和日本關東軍則積極尋求將事變擴大[3]。

日方嘗試通過以往處理類似事件時採用的「現地解決方式」來處理此次衝突，即不通過正式的外交談判解決問題，而是由現地軍隊與地方政權進行協商解決[4][5]。無論是滿洲事變後的塘沽協定（1933年5月）還是藍衣社恐怖事件後的梅津-何應欽協定（1935年6月），都是採用了這種方法解決的[4]。原本，具有偶發性質的盧溝橋事件也採用了同樣的處理方式，日本軍隊的前哨機關與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及國民黨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之間進行了談判[2][4][5]。日方的停戰條件是根據軍中央的指示提出的，儘管戰鬥中中國方面的損失更大，但停戰條件中包含了要求中國方面的道歉等[3][5]。結果，7月11日，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久太郎大佐與第二十九軍副軍長秦德純之間一度達成了停戰協議[2][4][5]。

然而，就在同一天，日本政府指責此次事件是中國方面計劃性的武力抗日行動，並將這場衝突命名為「華北事變」，決定從本土、朝鮮、滿洲派遣增援部隊[4]。陸軍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石原完爾原本是反對擴大衝突的，對於增派部隊持否定態度，但在接到國民政府中央軍正向中國大陸北上的情報後，認為為了保障僑民和現地軍隊的安全，派遣部隊成為必要，因此同意了這一決定[4]。陸軍大臣杉山元向昭和天皇展示了「事變大約一個月內可得解決」的預期[5]。隨後，關於現地停戰協議達成的報告傳來，本土的派遣部隊被暫時擱置，但從朝鮮、滿洲的增援部隊的派遣則被實施了[4]。這一決策反而極大地刺激了中國方面[6][7]。

蔣介石是在江西省的廬山聽說了盧溝橋事件的消息。蔣命令何應欽加快部隊的編組，並派遣到華北的要地，還指示準備向前線調派100個師的部隊。[8]在與共產黨的周恩來會談後，7月17日，他在同地發表了以「我們既是弱國，若面臨最後的關頭，為了國家的生存，只有拿全民族的生命來賭」的「最後的關頭」演說，明確表示仍將繼續和平努力，但如果無法實現，則只能竭盡全力抵抗[3][5][8][9]。7月19日，蔣介石提出和談條件：

  1. 中國主權和領土的不可侵犯
  2. 禁止在河北省非法改變行政組織
  3. 國民政府地方官員不因日本要求而改變
  4. 第二十九軍不受任何限制

蔣介石表示如果日本停止侵略行為並同意這四個條件，願意進行談判。同時，如果日本不在此時停止軍事行動，即便沒有勝算，也已準備好與日本抗戰，並呼籲國民奮起[6][8]。蔣介石政權還表明，現地停戰協議應當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並宣布任何違背國家主權的現地協議為無效[4][8]。這是對日方長期採用的「現地解決方式」的明確否定，表明國民政府決心不再重蹈九一八事變的覆轍[4]。

7月20日，第一次近衛文麿內閣召開了內閣會議，決定動員3個師團[3]。但是，迅速派兵的計劃被擱置[3]。7月25日，廊坊事件發生，稱修復北平-天津間被切斷的電線後的日本軍部隊遭到國民黨軍的槍擊[4][6]。7月26日，為了保護北平居住的日本人，在事先通告後，日本軍部分兵力進入城內時，城門被關閉，城牆上的中國軍隊對日軍開火，發生了廣安門事件[1][5][6]。27日，決定增派的3個師團被實際派遣[3]。7月28日，日軍在華北地區發起了總攻擊，戰爭最終全面爆發[3][5]。7月29日，位於河北省通州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在日本警備隊轉移到北平期間，中國的保安隊發動了叛亂，屠殺日本居民，即通州事件[1][5][6]。同日，日軍占領了天津，南開大學在空襲和炮擊下被摧毀[5]。7月31日，蔣介石再次明確表示和平已無希望，只有徹底抗戰，隨後釋放了被監禁的「救國七君子」。這使得之前對蔣介石態度持懷疑的許多中國人也相信了蔣的決心是堅決抗日的。[5]

擴大派與不擴大派[編輯]

盧溝橋事件後，陸軍內部有聲音提出應利用此事件一舉打擊中國的抗日態度，鞏固日本在華北的地位，這種聲音不僅來自陸軍省和參謀本部，而且來自關東軍和朝鮮軍[10]。當時的陸軍中存在一種觀點，認為根據中國在滿洲事變以來的反應，只要以日本的武力威懾，中國就會容易屈服，這就是所謂的「對支一擊論」，提出這一主張的被稱為「擴大派」[4][10]。他們認為，為了備戰蘇聯，應利用此機會出兵中國，將華北脫離中國中央政府管治[4]。「擴大派」中有陸軍大臣杉山元、陸軍省的田中新一軍事課長、參謀本部的武藤章第三課長（作戰科長）和永津佐比重支那課長[4][10]。「擴大派」並不是一開始就打算與中國進行全面戰爭，他們認為有可能將戰場限制在華北，在那裡給予中國一擊，就能使其屈服，這是一個極為樂觀的預期。[4]

與之相對的「不擴大派」中，有參謀本部參謀次長的多田駿、石原莞爾第一部長（作戰部長）、河辺虎四郎第二課長（戰爭指導科長）、陸軍省的柴山兼四郎軍務課長[3][4][10]。他們主張為了對蘇戰的準備，應更多地注力於滿洲國的培養，儘量避免與中國發生衝突[4][10]。同時，他們認為中國的抵抗力不可輕視，一旦與中國的武力衝突全面化，衝突將陷入泥潭，蘇聯可能趁機軍事介入，這種情況必須避免[4][10]。「不擴大派」的中心人物是參謀本部的石原作戰部長，但當石原試圖說服「擴大派」時，反被他們反駁稱自己正是以石原在滿洲事變中的行為為榜樣，這讓石原啞口無言[3]。

和平嘗試[編輯]

在日中戰爭全面化的過程中，日本對中國施加了各種威壓[11]。7月11日，第一次近衛內閣將事件稱為「華北事變」，並發布了政府聲明，這也是威壓的一種表現[11]。當天晚上9點過，近衛文麿首相邀請了將近100名來自政界、財界、媒體界的人士到首相官邸，分三次向他們請求合作，試圖通過展示全國一致的姿態來壓倒中國[3][11]。近衛在會上表示「為了促使中國反省而派兵」[3]。派兵的決定本身就是一種心理威壓[11]。

另一方面，並非沒有通過談判嘗試解決局勢的嘗試[7][11]。其中一些嘗試甚至涉及近衛首相本人的人際網絡[7]。例如，近衛通過政界浪人秋山定輔作為中介，派遣宮崎滔天的兒子宮崎龍介（當時為眾議院議員）前往中國，嘗試與蔣介石直接聯繫[7][11][注釈 1]。宮崎於7月23日離開東京，但行動被陸軍憲兵隊洩露，次日在神戶被憲兵隊拘留，此次行動以失敗告終[7][11]。

甚至還有近衛文麿本人前往南京的計劃[7][11]。7月12日，石原完爾向內閣書記官長風見章建議，希望近衛首相能親自前往南京與蔣介石直接談判[11]。聽聞此事的近衛，儘管當時身體不適，但表示願意帶著護士也要前往南京[11]。然而，風見書記官長認為，即便首腦雙方能夠達成一致，但雙方軍隊的控制仍然不可信賴，合意可能無法執行，反而會使情況更加複雜化，因此反對首腦會談的實施[11]。近衛同意了風見的意見，改提議派遣外務大臣廣田弘毅前往南京[11]。風見向廣田提出了這一建議，但最終沒有實現[11]。

近衛的親近人物，西園寺公望的孫子西園寺公一也在7月下旬前往上海，接觸了與蔣介石一派接近的浙江財閥系要人，但由於事變擴散到上海，未能取得成果[11]。

船津工作[編輯]

石射豬太郎

在日本軍攻占北平和天津地區，局勢暫時趨於緩和時，外務省東亞局局長石射豬太郎提出的解決方案從7月30日起在外務省東亞局和帝國海軍領導層中被提上議程[12]。這是基於陸軍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石原完爾在拜見昭和天皇時，上奏通過外交談判解決問題的提議[12]。天皇示意近衛首相考慮通過外交談判解決問題。接著，陸軍省軍務局軍務課長柴山兼四郎向石射東亞局長發出制定外交解決案的請求，隨後，石射、外務省、陸軍、海軍的相關人員進行了討論和協調。石射作為這次討論的核心人物，整理了停戰條件案，並嘗試並行推進此前準備的全面國交調整案[12]。這是貫穿日中戰爭全期的最為認真且寬容的政治解決策略，於8月初形成，昭和天皇也對此表示同意，結果在陸、海、外三部門首脳的連日協商後，於8月4日的四相會談中決定。停戰條件案的內容如下[12][13]：

  1. 終止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秦土協定
  2. 將盧溝橋一帶設為非軍事區
  3. 解散冀察政務委員會和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由國府自願管理
  4. 增派日軍撤回日本國內
  5. 中國政府事實上承認滿洲國
  6. 締結《中日反共條約》
  7. 中國暫停排日
  8. 中國暫停特別貿易及自由飛行

從日本人的角度來看，這些條件是 1936 年 8 月 11 日《處理華北問題第二次綱要》的延伸，其中包括大膽的讓步，如《塘沽協定》和其他協定，解散冀州和冀東政府，以及承認南京國民政府在非軍事區的行政權[12][13]。除此之外，還考慮了對華經濟援助和廢除治外法權。 這兩個方案都包含了對中日戰爭期間和平方案的大幅讓步，除了承認滿洲國之外，都是溫和的條件，放棄了日本自 1933 年以來在華北獲得的大部分現存事實。 然而，由於條件溫和，提議的條件對有關各方保密。[12]

提出的條件委託給了前駐上海總領事、中國紡織協會聯合會會長船津達一郎，他也得到了中國國民黨的信任，被稱為 "船津工作"，因為他是通過船津接近中國的[12][14]。船津被委以重任，儘管回國時妻子病危，他還是接受了任務[12]。船津有多年在中國各地擔任領事的經驗，他被選中擔任這項工作的部分原因是為了避開軍方，特別是陸軍的監視和干涉，並與有影響力的中國官員接觸，以期從中國方面獲得停火提議[13][14]。可以說，這一行動的性質是 "幕後操縱"，通過個人非正式地轉達和平條件，以靈活的方式促進談判[12][13]。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反證了日本政府並不一定能控制地方軍隊的行為[14]。

高宗武

前總領事船津於 8 月 4 日離開東京，8 月 7 日抵達上海[12]。然而，就在此時，自 "盧溝橋事變 "爆發前就一直在華北出差的川越茂大使回到了上海，川越告訴船津，他將親自向對方通報和平條件[12]。船津於 8 月 9 日會見了國民政府外交部支那局局長高宗武，只是勸說他儘快就地解決華北問題會有好處，和談條件被帶到了川越與高宗武的會談中[12]。 高宗武也於同日下午會見了川越大使，談判本身似乎進展順利，儘管與原定的由私人進行靈活談判的計劃略有偏差[12]。

然而，就在同一天傍晚，海軍特別登陸部隊連長大山勲中尉在上海乘車視察虹橋機場地區時被中國國民槍殺（大山事件），局勢驟然變得緊張起來[13][15]。船津四處奔走，試圖勸說中方達成和平解決方案，但 8 月 13 日，中日軍隊在上海爆發戰爭（第二次上海事變），並於 8 月 14 日爆發全面衝突[15]。 在此之前，國民黨外交部主任王寵惠一直奉行對日綏靖政策，包括與參贊新六郎日高進行和平談判。 船津的和平努力無果而終。這是因為戰爭已經打到了上海，而以華北事件結束為前提的和平計劃已經泡湯[15]。

腳註[編輯]

注釈[編輯]

  1. ^ 1935年頃、中華民國初代駐日大使の蔣作賓が帰國する際、今後、日中間に何らかの深刻な問題が生じたとき、宮崎龍介か秋山定輔を連絡役とすべきであると言い殘したといわれる[11]。

出典[編輯]

  1. ^ 1.0 1.1 1.2 1.3 1.4 『大日本帝國の戦爭2 太平洋戦爭1937-1945』（1999）p.8
  2. ^ 2.0 2.1 2.2 2.3 林（1971）pp.44-48
  3. ^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北岡（1999）pp.285-289
  4. ^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戸部（2018）pp.47-51
  5. ^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狹間（1999）pp.162-166
  6. ^ 6.0 6.1 6.2 6.3 6.4 林（1971）pp.50-52
  7. ^ 7.0 7.1 7.2 7.3 7.4 7.5 有馬（2002）pp.216-218
  8. ^ 8.0 8.1 8.2 8.3 保阪（1999）pp.183-185
  9. ^ 『大日本帝國の戦爭2 太平洋戦爭1937-1945』（1999）p.4
  10.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林（1971）pp.48-50
  11. ^ 11.00 11.01 11.02 11.03 11.04 11.05 11.06 11.07 11.08 11.09 11.10 11.11 11.12 11.13 11.14 戸部（2018）pp.52-53
  12. ^ 12.00 12.01 12.02 12.03 12.04 12.05 12.06 12.07 12.08 12.09 12.10 12.11 12.12 戸部（2018）pp.53-55
  13. ^ 13.0 13.1 13.2 13.3 13.4 林（1971）pp.53-54
  14. ^ 14.0 14.1 14.2 古屋哲夫の足跡「日中戦爭にいたる対中國政策の展開とその構造」：『日中戦爭史研究』
  15. ^ 15.0 15.1 15.2 戸部（2018）pp.55-57

參考文獻[編輯]

関連項目[編輯]

  • 盧溝橋事件#停戦協定と和平條件
  • 船津辰一郎
  • 石射豬太郎
  • 高宗武
  • 宮崎工作
  • トラウトマン工作
  • 宇垣工作
  • 汪兆銘工作
  • 桐工作
  • 銭永銘・周作民工作
  • 繆斌工作
  • 何柱國工作
  • スチュアート工作
  • 姜豪工作

外部リンク[編輯]

  • 古屋哲夫の足跡「日中戦爭にいたる対中國政策の展開とその構造」：『日中戦爭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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