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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亭公园

坐标39°52′21″N 116°22′32″E / 39.872439°N 116.375463°E / 39.872439; 116.375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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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2′21″N 116°22′32″E / 39.872439°N 116.375463°E / 39.872439; 116.375463

陶然亭

陶然亭公园,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19号,因园中的陶然亭而得名。[1]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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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亭公园始建于1952年。陶然亭公园的所在地,金朝金中都东部的城厢区,明朝清朝为窑厂,专门烧制宫殿及城墙所用砖瓦。元朝、明朝、清朝,许多士大夫在陶然亭地区及附近,依傍高岗、土台、池塘、树林,先后兴建私家园林。[2]陶然亭周围,有不少胜迹,陶然亭西北有龙树寺,寺内建有蒹葭簃、天倪阁、看山楼、抱冰堂等建筑,是名流游憩之所,清朝道光之后其名声堪与陶然亭相匹。陶然亭东南有黑龙潭、龙王亭、哪吒庙、刺梅园、祖园;陶然亭西南有封氏园;陶然亭正北有窑台;陶然亭东北有香冢、鹦鹉冢、醉郭墓、赛金花墓等等。[3]

1940年代末,陶然亭周边名园已坍塌殆尽,陶然亭地区遍布荒冢,芦苇丛生。据说,陶然亭附近先后两次发生“怪鸟”事件。光绪二十年四月(1894年),附近居民忽听见鸟声如雷,疑是“蛟蜃”出世,故将其称为“大老妖”,或称“大妖鸟”,传得人心惶惶。清廷闻讯后,调兵穷捕数月,无一所获。民国五年(1916年)夏,又有居民听见鸟声大作,和22年前的“怪叫”相似,民众由此再度传闻有“妖鸟”,北京人前往陶然亭一带观看者终日不绝。搜捕时,从芦苇丛中发现了鸟巢,鸟见人来,展翅悲鸣,遭警兵用枪击坠,原来此鸟是只普通的夜鹭。这只夜鹭被制成标本,陈列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内,供游人参观。[3]

1949年后,北京市人民政府疏浚北京内外城的河道,改造了龙须沟。1952年4月到10月,在陶然亭地区挖湖推山,开拓成陶然亭公园。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都北京市最早兴建的一座现代园林。郭沫若题写了 “陶然亭公园”门额。[3]1955年,陶然亭公园对社会开放。[4]如今这是一座融合了中国古典建筑和现代园林艺术,突出中国“亭文化”的公园。[1]

陶然亭公园占地面积59公顷,其中水面17公顷。陶然亭公园管理处隶属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为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陶然亭公园管理处内设10个职能科室:办公室、计财科、经营管理科、劳动教育科、基建绿化科、保卫科、组织纪检科、宣传科(团委)、离退科、工会。下设12个队级单位:文化队、园艺队、游船队、园务队、护园队、名亭队、后勤服务中心、陶然亭公园食品店、园艺公司、陶然江亭商贸有限公司、陶然亭公园商店、陶然花园酒店。[1]

北京有俗话称“要想成陶然亭,要想散紫竹院。”指男女朋友若同去陶然亭公园则会谈成,若同去紫竹院公园则会分手。[5]也有说法是“成不成,陶然亭;散不散,紫竹院。”[6]

园林与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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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亭公园有东湖、西湖、南湖,三湖之间分别有榭湖桥、玉虹桥、云庵桥横跨。被三湖环抱的湖心岛上,除了西南角土台上的慈悲庵、陶然亭之外,还有北部的锦秋墩,以及东南部的燕头山,这两座小山与慈悲庵鼎足而立。锦秋墩顶上有锦秋亭,此地为花仙祠遗址。锦秋亭南的山麓上有“玫瑰山”,其地为香冢、鹦鹉冢、赛金花墓遗址。锦秋亭北的山麓的松林内,有高君宇、石评梅墓。燕头山顶上有览翠亭,和锦秋亭形成对景,览翠亭西南的山下有澄光亭,览翠亭北山下有常青轩。[7][3]

陶然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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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亭、慈悲庵

陶然亭
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地址西城区
分类古建筑
时代
编号2-6
认定时间1979年8月21日

陶然亭是清朝的名亭,旧时又称“江亭”(因创建人江藻而得名),是中国四大名亭之一。清朝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担任窑厂监督的工部郎中江藻在慈悲庵内西侧创建该亭,取唐代诗人白居易《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中“更待菊黄家酿熟,共君一醉一陶然”诗意,为该亭题额“陶然”。[1]

陶然亭建成后,江藻常邀好友来此饮酒聊天,来的人逐渐增多,小亭子不能容纳,江藻便和朋友们集资扩建,拆除亭子改建为轩,建成了如今的三间敞轩,但仍沿用“陶然亭”之名。[8]《光绪顺天府志》载:“陶然亭,康熙三十四年工部郎中监督厂事江藻建。亭坐对西山,莲花亭亭,阴晴万态,亭之下菰蒲十倾,新水浅绿,凉风拂之,坐卧皆爽,软红尘中清凉世界也。”[9]

如今,陶然亭东面外檐下的黑底金字的匾额是齐白石题写的“陶然亭”,两旁抱柱上的楹联“烟藏古寺無人到,榻倚深堂有月來”为翁方纲所撰,翁同龢书写。亭东侧内檐下的抱柱上朝西悬挂“慧眼光中,開半畝紅蓮碧沼;烟花象外,坐一堂白月清風。”是康熙十八年进士沈东田所撰,现代书法家康雍书写。亭西侧的内檐下朝东悬挂木纹底金字的“陶然”二字匾额,为江藻书写,署“康熙乙亥仲夏,漢陽江藻題并書”;两旁抱柱上朝东悬挂楹联“似聞陶令開三徑,來與彌陀共一龕”是林则徐所撰,黄苗子重写。亭梁上有苏式彩绘:采菊图八仙过海太白醉酒刘海戏金蟾。亭内两侧的墙上还有很多石刻。[3][8][9]陶然亭的墙壁间嵌有石刻4方:南壁东为江藻撰文并书丹的《陶然吟引并跋》刻石及其族兄江皋撰文并书丹的《陶然亭记》刻石,江藻自题陶然亭诗中的后两句是:“愧吾不是丹青手,写出秋声夜听图。”南壁西为谭嗣同书《城南思旧铭并叙》刻石及王昶的《邀同竹君编修陶然亭小集》刻石。北壁为彭八百的《水仙花图》4幅。[3][2]陶然亭西面外檐下悬挂采自郭沫若题写的“陶然亭公园”中的“陶然亭”三字匾额,落款“郭沫若”。两侧对联为“烟籠古寺無人到,樹倚深堂有月來。”[3]

乾隆三十九年到乾隆四十二年间,王昶曾经和钱坫徐书受金翀张彤王復胡元瑾共同邀请朱筠在陶然亭聚会设宴。王昶作《陶然亭小集诗》,其子王肇嘉将此诗用隶书书写,刻石嵌在陶然亭内的墙壁上。文化大革命期间,该石刻被砸为两截。为了恢复旧迹,陶然亭公园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原刻石的拓片重新刻石,嵌在陶然亭南壁上。[10]

翁方纲在北京任职期间,曾与黄景仁同游陶然亭、窑台,并且为陶然亭撰写楹联“烟藏古寺无人到,榻倚深堂有月来”。如今,这副楹联悬挂在陶然亭正面的抱柱上,但不是翁方纲的原作,而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慈悲庵住持静明请翁同龢补书。[11][9]

1811年,林则徐第三次进京会试,中二甲第四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814年,林则徐派充国史馆协修。1814年到1819年间,林则徐多次参加陶澍等人组织的宣南诗社的活动。宣南诗社多在陶然亭活动,所以可以推断林则徐应多次来过陶然亭。1821年,因父亲重病,林则徐辞官回籍。1822年,林则徐又赴京补官,在北京等待上谕期间,林则徐独自来到宣南诗社经常聚会的陶然亭,写下了公认的陶然亭第一联:“似闻陶令开三径,来与弥陀共一龛。”[12]如今陶然亭悬挂的该对联已不是林则徐原作,而是黄苗子补书。[9]

慈悲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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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邓中夏罗章龙萧三及“辅社”在京成员,在慈悲庵集会商讨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会后在慈悲庵山门外的古槐树前合影留念。左四为毛泽东

慈悲庵是一座汉传佛教寺院,创建于元朝,位于陶然亭公园中心岛的西南角。慈悲庵又名大悲庵,元朝明朝时名为观音庵。慈悲庵于清朝康熙二年(1663年)重修。到清朝光绪初年,慈悲庵仅剩三间大殿,光绪二十年(1894年)重修,形成如今的规模。[3][9]清朝以来,因此处风光自然,一直是名士、文人聚会游览之所。[13]林则徐龚自珍秋瑾等人生前都常来这里吟诗、游赏。[1][9]戊戌变法中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曾在此多次集会,戊戌变法失败后被处决的康广仁埋葬在附近。章太炎反对袁世凯称帝,也被囚禁在慈悲庵附近的龙泉寺[3]

五四运动前后,少年中国学会在此活动,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先后到过这里。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邓中夏罗章龙萧三及“辅社”在京成员,在慈悲庵集会商讨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会后在慈悲庵山门外的古槐树前合影留念。1920年8月16日,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青年互助团五个团体的20余名代表在慈悲庵北厅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五四运动以后的斗争方向及各团体联合的问题。1921年7月、8月间,李大钊通过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陈愚生租赁慈悲庵南房两间,开展秘密活动,到1923年间,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等人常来此参加会议。[3][1][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慈悲庵建筑已破败。[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后,随着陶然亭公园的创建,慈悲庵也获得修缮。[13]1976年,慈悲庵在唐山大地震中受损。1978年至1979年,慈悲庵作为革命纪念地获得重修,原址全面恢复,陶然亭恢复为敞轩形式,《陶然吟》仍嵌于陶然亭墙壁中,并恢复了革命陈列室,后又开辟了陶然亭公园园史陈列室。[13][9]1984年,对慈悲庵进行修葺油饰,并且增建游廊,但未改变基本格局。1994年至1995年,两次进行油饰维修。2003年,复制了慈悲庵内的碑石。[9]

1978年至1979年重修慈悲庵时,立有一碑,嵌在墙内。碑文如下:

慈悲庵

慈悲庵創建於元,明清時曾幾次重修,一八九四年成此布局。

五四運動後,毛澤東、李大釗、周恩來等同志,曾先後在此從事革命活動,為了保護這一革命紀念地,於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按原狀修复,一九七九年十月竣工。

陶然亭公園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五日

慈悲庵的庵基为梯形台,高一丈余。墙上嵌有石刻“城市山林”四字,一说为翁同龢所书,一说为中华民国议员王玉树所书,此碑原来嵌在慈悲庵东北角台基墙上,1978年重修之后不知去向,如今的石刻系根据原石刻拓片复制。山门朝东,院内有四个小院。庵内西侧的三间敞轩便是陶然亭。慈悲庵总面积2700平方米,建筑总面积800余平方米。主要建筑有观音殿、准提殿、文昌阁、陶然亭等。[3][13]院内还有辽代金代的石质经幢。慈悲庵作为展览馆对外开放,2015年重新开放前,常年举办“陶然亭公园园史展”、“科举文化展”(设在文昌阁)、“爱国主义教育展”。其中,“陶然亭公园园史展”展出了陶然亭公园的石刻、墓碑、出土文物。[1]慈悲庵珍藏有清朝翁同龢的“城市山林”四字石刻、李鸿馗的“可以远眺望”五字石刻。[2]“爱国主义教育展”则展出有關少年中國學會等史料。[1]2015年7月1日,经过修缮的慈悲庵重新开放,并举办首个展览“红色梦——慈悲庵革命事迹展”。修缮后的慈悲庵占地面积2500平方米,文物建筑面积800余平方米,新增古建筑开放面积280平方米。[14]

  • 山门:坐西朝东。门上的石匾题为“古刹慈悲禅林”,落款为“康熙乙亥”。山门外有一株古槐树,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邓中夏罗章龙萧三及“辅社”在京成员曾在该槐树下合影,这张照片现存首都博物馆。原树已枯,1979年春重新移植。[9]进入山门,可见悬匾刻有“招提胜境”四个大字,似乎是新制。[3]
  • 影壁:山门内立有一座影壁,影壁后面(西面)有一金代经幢。影壁后面为慈悲庵的前院。[9]
  • 观音殿:位于前院北侧。清朝康熙二年(1663年)重修。1979年,观音殿按原格局翻建。观音殿坐北朝南,面阔三间,为慈悲庵的主殿。观音殿和准提殿处于同一条南北中轴线上,规制相仿,但观音殿的殿基比准提殿殿基高出60多厘米,并且观音殿带有殿廊,观音殿顶饰有脊兽,包括狮、麒麟、海马等等。观音殿内原来供奉西方三大士(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观世音菩萨)的藤胎泥像。清朝道光二十八年,殿额为“大自在”;清朝康熙四十三年,殿额改为“自在可观”。两旁对联“蓮宇岧嶢,去天尺五臨韋曲;蘆塘淼漫,在水中央認補陀。”此联语为清朝曹学闵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所撰。[15][9][3]1986年10月,在观音殿设立了“陶然亭公园园史陈列室”,内设“陶然亭公园园史展”,内容分为“悠久的历史”、“革命纪念地”、“陶然亭的新生”三部分,如今展览布置及内容已变更。[3]
准提殿前的碑
  • 准提殿:位于前院南侧。1979年,准提殿按原格局翻建。准提殿坐南朝北,面阔三间,与观音殿相对。南北两向开门,北面有墙而无窗,正中一间为门,和观音殿的殿门相对。“准提”为梵语音译,意为“清净”。准提殿原来供奉准提等三位菩萨。殿额是“准提宝殿”,两侧对联是“法雨慈云众生受福,金轮宝盖两戒长明”。如今,该殿为陶然亭公园碑刻陈列室。[16][9][3]准提殿前面(北面)西侧檐下立有一通石碑,刻有“陶然亭”三个魏碑体墨绿色大字,是袁俊手书。[9]
月亮门
  • 月亮门:从前院向西穿过一道月亮门,便是后院。后院有西厅、北厅各三间,其中位于后院西侧的西厅便是陶然亭。
  • 陶然亭:坐西朝东,面阔三间,前后有廊,进深大约9米,总面积90平方米。1978年重修,保存了原有格局。[9][3]
  • 游廊:1984年增建,平面呈曲尺形。南自陶然亭北侧起,与陶然亭西侧外廊之间有门相通;向北再折向东,直达慈悲庵北厅(周恩来纪念室)的西山墙,西山墙不开门。
  • 宝瓶门:在陶然亭北侧与慈悲庵北厅西山墙之间,有一宝瓶门。
文昌阁
  • 文昌阁:位于慈悲庵东北隅,为两层楼,高约10米,进深一间(4.4米),上下均为面阔三间(8.1米),下层前出抱厦一间,总建筑面积83.28平方米。楼上南面有廊,可供游人凭栏远眺。文昌阁的木质梁檩栋枋的外露部分,还有亭、廊的天花,均饰有彩绘。抱厦外檐悬挂“文昌阁”匾,两侧柱上悬挂对联“爽气抱西山,窗外峰峦挑笔阵;文光凌北斗,花间楼阁接天梯。”此联原是清朝光绪九年二月五日(1883年)徐琪所撰,今为现代重制品。抱厦内的门上悬挂“因材而笃”匾(自左向右书写),清朝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黄生芝为文昌阁所献,今为现代重制品。楼上现存清朝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靳丹题写的“帝鉴有德”匾一块。原来楼下供奉文昌帝君魁星,楼上供奉玉皇大帝。清朝时,每三年举行一届大考,全国举子汇集北京,住在北京南城的会馆中,闲暇时到慈悲庵游玩,来此求签问卦,希望考试顺利。考试结束后,考中的举子还会到此还愿。过去文昌阁还有卜算命运用的“文昌灵签”,每个签上都题有一首七绝诗,合为“文昌阁签诗”一百首,据说为清朝文人纪晓岚所写。[17][9][3]如今,文昌阁内的神像已无存,文昌阁改为举办“科举文化展”。[1]
  • 李大钊纪念室:慈悲庵南房中的最西一间。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中共中央指导中国北方的工作,便在陶然亭慈悲庵院内租借两间僧房,秘密开展中共党组织活动。1921年夏,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陈愚生之妻金绮病逝,正逢陈愚生开会回到北京,李大钊便亲赴火车站接他并告知其此噩耗,陈愚生极为伤心。李大钊安慰陈愚生,并亲自参加了金绮女士的葬礼。葬礼结束之后,李大钊便与陈愚生商量,借陈愚生为妻子守墓的名义在慈悲庵院内租借两间僧房。实际上,当时李大钊代表中共中央指导中国北方的工作,在此处秘密从事中共党组织活动。1989年,为纪念李大钊诞辰100周年,陶然亭公园在慈悲庵院内开辟李大钊纪念室。如今,李大钊纪念室内的摆设是按照李大钊当年在此工作时的原状布置。[18][19]
1920年8月16日,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青年互助团五个团体的20余名代表在慈悲庵北厅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五四运动以后的斗争方向及各团体联合的问题。此为慈悲庵北厅内开会时的场景。
  • 周恩来纪念室(五团体会议室):为慈悲庵的北厅,东接文昌阁,西接游廊,位于观音殿正北。此厅坐北朝南,面阔六间,东、西次间分别向南开一门。1920年8月16日,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青年互助团五个团体的20余名代表在此召开联席会议。李大钊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等人出席。会上李大钊周恩来等人都作了发言。与会者讨论了各团体联合,共同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彻底改造中国社会。此次会议结束后,发表《改造联合约章》及《改造联合宣言》两份文件。此次会议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理论、组织、思想上都有贡献。如今屋里恢复了当年开会时的物品摆放情况。西墙上方悬挂一块黑底金字的小匾,上题“陶然亭”三字。匾下有一幅画《刘海戏金蟾》,是清朝画家傅雯乾隆九年以手指创作的指画。此画两侧挂有张照珏题写的对联:“爽气挹山岚万苇清风带古寺,高踪怀水部一轮明月照江亭。”东墙上悬挂当年开会时的照片,为“觉悟社”社员谌小岑在会议进行时拍摄的照片放大而成。[20]
  • 绿荫画境:内檐下悬挂黑底金字的“绿荫画境”匾额,外廊柱悬挂蔡锦泉题写的楹联:“升高喜见诸天月,入座微闻百和香。”如今此处为爱国主义教育展室,其内藏有高君宇石评梅墓的原墓碑及有关介绍。[21]
  • 辽代经幢:名为“故慈智大德佛顶尊胜大悲陀罗尼幢”,建于辽道宗寿昌五年(1099年)。这是为纪念慈智和尚而建。幢身刻有慈智和尚的生平。幢上的记文称:“慈智俗名魏账,漷阴县人,二十岁落发于悯忠寺,寿昌四年三月九日卒化,寿昌五年四月十三日,葬于燕京东郊。”漷阴县即今通州区南半部。慈智和尚俗名魏震,辽道宗年间曾进宫讲法,获赐“紫衣慈智”称号。慈智和尚圆寂后的第二年,其弟子为纪念他,在他坟前建此经幢。幢高2.52米,幢身是八角柱体,八面都有汉字音译梵文刻写的经咒。明朝的黑窑厂基址位于辽朝燕京的东郊,窑厂在挖山取土时挖到慈智的墓地,慈悲庵僧人便将石幢移入庵内的西院。江藻兴建陶然亭时,又将石幢移到方丈院中的文昌阁前。1912年10月19日,鲁迅来陶然亭时,曾听慈悲庵僧人介绍辽幢的历史。1964年,历史学家郭沫若到陶然亭时表示,辽幢和金幢很有历史价值,是测定金中都城址位置的重要坐标,还是北京历史上的一处重要的水准点。[22][3]
  • 金代经幢:原来在北殿阶下的左边,如今位于慈悲庵山门内的影壁后面(西面)。该幢因刻陀罗尼,故为陀罗尼幢。幢身为八面型。幢身交错刻有4尊佛像,4段梵文、汉文两种文字的陀罗尼。4尊佛像均为螺髻、袒胸、盘膝坐像,头后有火焰环,手势各异。4段经文分别为《观音菩萨甘露陀罗尼》、《净法界陀罗尼》、《智炬如来心破地狱陀罗尼》。但有一面的经文已模糊,仅可见“天会九年”等字。中国历史上仅有北汉皇帝刘钧金朝皇帝完颜晟用过“天会”年号,但北汉仅存在29年,统治地区不及北京,故学术界认为该经幢为金代遗物。清朝康熙初年,金幢已经有所损坏,康熙六年修补重刻。[23][3]
  • 重修黑窑厂观音庵碑、重修黑窑厂慈悲院碑记:观音殿前方的东侧原来有田种玉撰写的《重修黑窑厂观音庵记》碑,为康熙初年重修慈悲庵时所立,文化大革命中被毁,断石已无存,因拓片字迹不清而未重刻。观音殿前方的西侧立有《重修黑窑厂慈悲院碑记》,2005年重刻,原碑是清朝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重修慈悲庵时所立,碑文由步青云撰写。《重修黑窑厂慈悲院碑记》中慈悲庵始建于辽朝的说法不足信,现根据田种玉撰写的《重修黑窑厂观音庵记》认定慈悲庵始建于元朝。《日下旧闻考》载,“慈悲庵,康熙二年重修,侍读北平田种玉碑谓,创于元,沿于明,则招提胜境由来旧矣。”[3]

准提殿的碑刻陈列室内,收藏着许多陶然亭公园历史遗存的碑刻。其中主要有:

  • 彭八百的画兰石刻三块:原来嵌在方丈院文昌阁前西墙上,都是中堂长幅,一大两小。画的是兰、竹、石,还有不少人题写的诗文和题记。这三幅画是1933年中秋节在陶然亭举办宴集时,参加者的集体创作,画家彭八百作画,吴佩孚等人题字,吴佩孚题字为:“竹本虚心,是吾师”。[2][3]
  • 都门胜地:“都门胜地”石刻是张伯英题写,内容带有题记的性质,乃张伯英为王玉树重修陶然亭而作,题写时间在1935年中秋节之后。[3]
  • 皆大欢喜:“皆大欢喜”石刻原来是陶然亭南房方丈室的门额,1934年陈尔锡题写。[3]
  • 康心孚墓碑:于右任题写的“康心孚先生之墓”碑,采用墨玉制作。当时以墨玉制碑还很少见,如今已多见。[3]
  • 赛金花墓碑:“赵灵飞之墓表”是潘毓桂赛金花所立。[3]
  • 前彩云曲、彩云图、后彩云曲:是一组记述赛金花生平的石刻,共三块,原来嵌在陶然亭北墙,为王玉树1937年所建。 “前彩云曲”为记述赛金花生平的长诗,为樊增祥作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不少内容并不符合实际。“后彩云曲”是樊增祥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为自己所作的“前彩云曲”撰写的续篇,也为一首长诗。“彩云图”石刻上有彩云像,为张大千绘制,是为樊增祥的“彩云曲”(“前彩云曲”、“后彩云曲”)长诗而作。樊增祥逝世后,其亲笔书写的“彩云曲”手本被一位收藏家董士恩获得。1936年,“彩云曲”中的女主人公赛金花逝世,葬于陶然亭。曾在1934年为重建陶然亭作出贡献的王玉树,为表达故都北平的人士对赛金花的怀念,从董士恩处借来这些字画,制做成石刻,嵌在陶然亭内的墙壁上。[3]
  • 魁星图:“魁星图”石刻原是慈悲庵文昌阁内供奉的魁星像。魁星取“魁”字形而成,魁举足而起其斗,即“魁星踢斗”。魁星像头部像鬼,一只脚向上翘起像“魁”字的大弯勾,一手捧斗像“魁”字中的“斗”字,一手执笔意为用笔点定中试者姓名,仅缺少“捧斗”之手。仔细看可以发现此图是由代表孔子思想的“克己复礼,正心修身”8个字构成。[3]

窑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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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台。汉白玉栏杆内是出土的唐代窑炼

明朝皇帝朱棣曾在陶然亭地区设立一座黑窑厂,专管烧制砖瓦事务。因为黑窑厂前面的一座小山上建有较为高大的窑神庙,故人们将这座小山称为“窑台”,年深日久窑台便成了黑窑厂的代表。[24]

清朝康熙年间,该窑厂交给窑户自行打理,后来衰败。清朝乾隆年间,有人自发在窑台上搭设凉棚,棚内设茶具,不少人喜欢来此登高品茶,留下许多登窑台的诗,比如王渔洋在《黑窑厂登高》中写道:“寒云萧瑟古今哀,携客同登万里台。”“窑台登眺”渐成北京南城知名的观景地点。[24]

清朝康熙五年八月(1666年),龚鼎孳汪琬王士祯李天馥陈维崧等人在窑台设宴,为奉诏外迁陇西道的董文骥饯行。同年九月九日重阳节,龚鼎孳又邀请上述人士在窑台登高。这两次聚会中,多人均有诗作。龚鼎孳所作《窑台重阳会》:[25]

去天才五尺,韦杜古城南。
野树隐残寺,夕阳摇远潭。
荆高能狂欢,王谢总清淡。

惭愧双蓬鬓,年年此盍盏。

中华民国年间,窑台地区渐变荒芜,游人日少,然而每日清晨不少京剧演员来此吊嗓子练功,包括京剧大师谭鑫培。1940年代,京剧界一厥不振,窑台茶馆走向荒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陶然亭公园于1961年重修了窑台茶馆,并在1982年和1984年两次修缮。如今,窑台茶馆的院内还摆放着一块出土的唐代窑炼。[24]

云绘楼、清音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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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绘楼、清音阁

清音阁
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地址西城区
分类古建筑
时代
编号3-47
认定时间1984年5月24日

云绘楼、清音阁原来是清朝乾隆年间建于中南海东岸的一组建筑。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时,这组建筑已经破旧不堪。[26]

1954年,由于施工需要,中南海内的云绘楼、清音阁面临拆除。建筑学家梁思成鉴于这组建筑造型优美、形式独特,便提议保留,获总理周恩来肯定。两人便亲自到陶然亭选址,将云绘楼、清音阁迁建至陶然亭公园的西南部的武家窑遗址。迁建过程中,这组建筑的砖、瓦、木、石上都编上序号,成为古建筑异地迁建的较成功例子。[27][26][28]

日下旧闻考》记载:“蕉雨轩南曰云绘楼,楼西有室曰韵磬。又西南为清音阁。”“云绘楼三层北向。联曰:‘道堪因契真佳矣,画岂能工有是夫。’又曰:‘众皱峰如能变化,太空云与作沉浮。’清音阁联曰:‘宫商之外有神解,律吕以来无是过。’阁上下与云绘楼通,有门曰印月,门外东南则船坞也。”“乾隆二十五年御制云绘楼诗:‘棣通景物斗韶妍,又见鱼鳞效远天。水墨丹青争献技,东皇宁许一家专。’”“乾隆二十六年御制韵磐居诗:‘风水相吞吐,磐声出碧粼。自称宫与角,底辨主和宾。似矣彭兹口,居然泅水滨。东坡李渤,盖是特欺人。’”[29]

云绘楼

云绘楼共三层,坐西朝东,楼北有间屋名为“韵磬”。清音阁共两层,坐南朝北,上下层之间有题字为“印日”的两个门相通。双层游廊分别往东面、北面延伸,各连一座复式凉亭,这两座凉亭相连而又独立。迁建后的云绘楼、清音阁带有中国江南风格。清音阁西墙上有一块《迁建竣工题记》石刻,记录了这组建筑的迁建过程。[26]

2015年8月13日,云绘楼、清音阁开始免费试开放,举办云绘楼、清音阁陈设展。该展览自2014年3月开始筹备,依据《清代中南海档案》及专家的建议,仿制清宫家具、字画以及宫廷建筑内部装饰,首次恢复了清朝云绘楼、清音阁的内部陈设。[28]云绘楼、清音阁的开放属于北京市2015年重要民生实事项目第26件,同期开放的共有北京市属公园的10处古建筑,包括陶然亭公园慈悲庵、云绘楼·清音阁、水榭,北海公园碧海楼,颐和园益寿堂,香山公园致远斋、韵琴斋,北京动物园畅观楼,景山公园绮望楼。[30]

水榭(旷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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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榭又名旷怡楼,建于1975年9月,占地面积约500平方米,位于湖东岸边,是一栋游船形状的小楼,水榭东西两端有山石、竹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曾作为歌舞厅、录像厅。1998年左右,成为北京红十字会的办公楼。2010年代,北京红十字会迁出。2015年,正值陶然亭公园对社会开放60周年,水榭对游客开放,展出《陶然亭公园园史展》,分为“江亭雅集”、“都门胜地”、“城市山林”三部分,展出文物复制品4件,拓片3件,碑刻1件,文献6本,照片近300张,并在视频放映厅放映《一日一陶然》、《城市山林》、《公园记忆》三部电影。[30][4]

瑞象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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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象亭。亭上现挂的匾额为“瑞像亭”

瑞象亭原来是北京市西城区南横西街上的圣安寺的建筑。从元朝开始,圣安寺便是北京官员、文人游赏之所。清朝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乾隆帝出资重修圣安寺。重修后的圣安寺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依次为山门、天王殿、瑞象亭、大雄宝殿。殿上匾额均是乾隆帝御书。圣安寺内原有的三尊三世佛像移至静明园供奉,其他佛像均重加塑饰。[31]

北平和平解放后,圣安寺改为私立圣安小学,后来为宣武区南横街第一小学、宣武区少年科技馆。文化大革命中,圣安寺遭受严重破坏。后来,圣安寺内保存完好的瑞象亭迁至陶然亭公园西门内北山顶。[31]

该亭如今以“圣安寺瑞像亭”的名义被列为西城区普查登记文物[32]

高君宇、石评梅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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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岛上有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高君宇及其女友石评梅的墓碑。[1]

1921年至1923年间,李大钊在慈悲庵院内租借两间僧房作为革命活动场所,高君宇等人多次在陶然亭一带开展革命活动。1925年3月5日,高君宇病逝,终年29岁。中国共产党北方组织根据其遗愿,将其安葬在陶然亭畔。高君宇墓碑有一首海涅的诗:“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高君宇生前曾将该诗作为座右铭写在相片背后送给石评梅。高君宇病逝后,石评梅将这首诗作为悼词悬挂在灵堂上,并刻在高君宇墓碑上,还在一旁写下:“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的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33]

在一次山西同乡会上,石评梅结识了高君宇,此后感情日深。高君宇逝世给石评梅带来沉重打击。无论寒暑,无论早晚,石评梅总来高君宇墓凭吊、扫墓,雪天还常在墓碑前的雪地上写下“我来了”三字。三年后,石评梅因悲伤过度又患乙型脑炎而病逝,终年26岁。后来,其亲属根据其遗愿,将她葬在高君宇墓旁。[33]石评梅墓碑上刻有“春风青冢”。[3]石评梅墓碑第二级基石正面竖刻着:[9]

石评梅先生讳汝壁,前清光绪二十八年阴历八月十九生于山西平定。幼聪慧,长好文学,而长有致力教育以改造社会之志……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体育及国文教员,女子部学级主任,六年之间,劳绩卓著。有《涛语》、《祷告》、《偶然草》数书行世。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以肺病殁于协和医院。年二十有七,葬于北京宣武门外陶然亭畔。

高君宇、石评梅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总理曾亲自到此悼念高君宇、石评梅。陶然亭公园建园初期,高君宇、石评梅墓迁到南郊人民公墓,直至1956年周恩来总理考察北京市规划图时指出:“革命和爱情并不矛盾,留这它对年轻人也有教育。”故1956年8月,在彭真的关怀下,高君宇、石评梅迁回陶然亭公园。邓颖超曾7次来此悼念高君宇、石评梅。文化大革命期间,高君宇、石评梅的爱情被视作资产阶级温情,墓碑遭到推倒,墓地长时间未受保护。直至1973年,在邓颖超的关怀下,高君宇的遗体才被火化,骨灰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1984年,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北京市园林局、北京市文物局在陶然亭公园重修高君宇、石评梅墓。1986年,共青团北京市委等16个单位共同出资,在高君宇、石评梅墓原址兴建了高君宇、石评梅的半身大型雕像。1994年,高君宇、石评梅墓被命名为“宣武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8年被命名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33]

赛金花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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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金花墓原来位于陶然亭公园中央岛锦秋墩南坡上,其东边原有香冢、鹦鹉冢。1936年筹办赛金花墓时,潘毓桂张次溪齐白石等名流均参与。赛金花墓是用大理石砌成,墓前立有1.8米高的花岗岩碑。陶然亭公园建园时,赛金花墓迁至郊外公墓,但墓碑及有关石刻保留在陶然亭公园,如今在慈悲庵内展出。墓碑上有樊增祥撰文并书丹的《前彩云曲》,樊增祥撰文、张伯英书丹的《后彩云曲》,张大千绘制的《彩云图》。[9][7][3]

醉郭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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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陶然亭北。醉郭名为郭瑞,字云王。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郭瑞眼见清朝政治之腐败及帝国主义之凶残,便佯装疯癫,讴歌往来于市,人称“醉郭”。郭瑞死后,《京话日报》的彭翼仲出资为其办理丧事,将郭瑞的遗体埋葬于此。“醉郭之墓”四字由彭翼仲题写,墓志铭由林琴南撰文、祝椿年书丹。如今,此墓已无存,墓碑在慈悲庵内展出。[2]

香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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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亭西侧的小丘坡上的丛冢中有座香冢,清朝初年立,是为纪念一位杜十娘式的“义妓”而建。碑阳铭刻篆书“香冢”两字。碑阴铭文为:“浩浩劫,茫茫愁。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烟痕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以上为隶书,其后有“题香冢碑阴”五个行书小字。其后又有行书七绝一首:“飘零风雨可怜生,香梦迷离绿满汀,落尽夭桃与秾李,不堪重读瘗花铭。”[3]

实际上这位所谓的清朝“义妓”其人其事乃至其坟,全是当时一位张姓御史伪造的,以歌颂理想中的爱情绝唱。[7]

鹦鹉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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鹦鹉冢位于香冢旁边,曾两度出现在锦秋墩上。传说清朝道光年间,有位名叫张春陔的侍御,见清朝政治日益腐败,便屡次上书皇帝,但奏折或被扣压,或转回他手中,他一怒便在锦秋墩下埋藏了自己的文稿,并堆起小坟头以示讽刺。日久年深,此冢变为平地。[3]

此冢第二次出现据说是在晚清,有位名叫邓完白的学者,养了一只非常可爱的鹦鹉,他每天给鹦鹉喂水喂食。他家还养了一只大狸猫,有一天他正和友人在客厅谈话,大狸猫扑上去咬死了鹦鹉。友人对邓完白说:“常闻陶然亭的锦秋墩上,早年有过一座鹦鹉冢,只是现在没有了,你何不将这死去的鹦鹉埋在那里,以续前人的故事呢?”邓完白便将鹦鹉埋葬在此。[3]

花神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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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址位于湖心岛上的锦秋墩顶上,现已无存,原址现为锦秋亭。花神庙又称花仙祠,是一座“里面有十二仙女像”的三楹小房,四周“绕以短垣”。清朝道光年间,诗人何兆瀛在《上巳邀同人宴集自作》诗中称:“花仙祠畔吹琼管,尚有何人擪指听。”[3]

东、西长安街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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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8月北京市政府拆除东长安街牌楼西长安街牌楼。拆下的构件运到陶然亭公园保存,1955年这两座牌楼在公园内按原样重新组建。两座牌楼的迁建获得了周恩来的关照[34]

文革期间1966年,历史学家傅乐焕在此投湖自杀。1971年,江青到陶然亭公园视察。同年9月,在江青指令下,以“牌楼是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为由,将这两座牌楼拆除[34]

2011年,陶然亭公园重新建起了这两座牌楼。因为原有构件已全部散失,故此次为全部新建,外观仿照了原牌楼的形制[34]

华夏名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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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在该公园内西南部兴建“华夏名亭园”,成为该公园的“园中之园”,占地10公顷,集中仿建了中国各地名亭十多座。华夏名亭园由北京市园林设计研究院设计,获北京市优秀设计一等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城建系统优秀设计一等奖、全国优秀设计金质奖。[1]

华夏名亭园内,按照1:1的比例仿建了中国六省九地的古代名亭,包括“醉翁亭”、“兰亭”、“鹅池碑亭”、“少陵草堂碑亭”、“沧浪亭”、“独醒亭”、“二泉亭”、“吹台”、“浸月亭”、“百坡亭”等十多座。[4]

2015年,正值陶然亭公园对社会开放60周年,陶然亭公园在华夏名亭园的展厅里开始举办《中国名亭文化展》。展览以水墨长卷的风格展示了亭的“建筑之美、水墨之美、书法之美、文字之美”。展览还展示了中国四大名亭——陶然亭、湖心亭、醉翁亭、爱晚亭的手工制作的木雕模型。[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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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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