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交通导向型开发
公共交通导向型开发(英语: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简称TOD),主要指以公共交通枢纽和车站为核心的同时,倡导高效、混合的土地利用,如商业、住宅、办公、酒店等。此外,其环境设计对于行人友好,可以有效控制步行空间[1]。在进行轨道交通开发时有时也会与公私伙伴关系一起作为模式开发,即TOD+PPP模式。需要注意的是,TOD发展模式只代表居民出行更愿意使用公共交通,且城市发展随公共交通沿线而开发,不代表通勤距离下降,如东京虽属成功且典型的TOD开发案例,但城市仍保持着大量的向心通勤量,人均通勤距离也没有明显降低[来源请求]。
理论
[编辑]TOD是一个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由新城市主义代表人物、美国建筑师暨城市规划师彼得·卡尔索普(Peter Calthorpe)提出[2]。该理论主要是解决美国在二战后,各个城市无限制的蔓延而采取的一种以公共交通为中枢、综合发展的城区,同时在城市规划上主张透过采用道路网格化、功能混合使用、适宜的开发密度、居住区内步行可达、设施的开放等回应传统以汽车使用为主导的发展模式[3]。基本原则要求有适宜步行的街区、脚踏车网络优先高品质的公共交通、混合使用街区、根据公共交通容量确定城市密度、透过快捷通勤建立紧凑的都市区域,并以调节停车和道路增加机动性[4]。设立TOD后居民只需在公共交通站步行400至800米(5至10分钟路程)就能到达集商业、文化、教育、住宅为一体的城区。[2]
简而言之,TOD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社区开发模式,目前在世界各地被广泛运用。[2]
评估标准
[编辑]交通及发展政策研究所著有《公共交通导向发展评估标准》(TOD Standard)一书,内容包含TOD发展的八大指标,分别为步行、脚踏车、连接、公共交通、混合、密集、紧凑及转变,作为国际在衡量及判定TOD发展极为重要的要素与标准[5]。
世界各地案例与实践
[编辑]美国
[编辑]20世纪50年代,美国很多城市居民向郊区迁移居住,中心呈现衰败趋势,出现逆城市化现象,波特兰通过建设有轨电车使旧城区再次繁荣,实现了再城市化。[6]这条线路是区域性的环状公共交通系统,透过TOD开发模式使居民对小汽车的依赖降低35%,这也是TOD开发模式最早的成功案例之一。同时,城市规划学界内公认美国TOD开发最好的案例之一是华盛顿周边的一个郡,在整个区域内建设巴士系统和轨道交通大通道。通道内不只是一条干线,其他交通可以接入,通道两侧是最高密度的开发,使双向巴士都非常有效,整个通道设施利用率达到最大,不仅抑制了潮汐交通流,还有效减少了人均车公里数。[来源请求]
中国大陆
[编辑]中国大陆正经历快速城镇化阶段。世界上机动车、私人小汽车增长最快的是中国,国际能源署(英语: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预测,到2050年中国大陆地区机动车拥有量将达到10亿辆,相当于目前全世界机动车的拥有量。[7]与此同时,中国也大量兴建城轨、地铁、轻轨等公共交通项目。2014年8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铁路建设实施土地综合开发的意见》(国办发〔2014〕37号),提出“支持盘活现有铁路用地推动土地综合开发”、“鼓励新建铁路站场实施土地综合开发”。[8]此后依托铁道站点TOD迅速发展。但是,中国的TOD发展模式和质量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仍有较大差距,存在定位宽泛、概念包装、忽视与旧城区的联系等问题。[9]
中国国内依托城际轨道、高速铁路站点的TOD的案例有广珠城际铁路的珠海北站周边区域[10]、广州新塘站的凯达尔国际枢纽广场[11]、重庆沙坪坝站的龙湖光年[12]、广州白云站综合交通中心[13]等。
深圳近年参考各地经验,计划发展多个TOD项目。如深圳地铁3号线的大运站、深圳地铁1号线、深圳地铁5号线、深圳地铁11号线的前海湾站、国铁平湖站和深圳北站等。
香港
[编辑]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香港的拥车率非常低,当地居民出外时会有90%选择使用公共交通[14]。在20世纪中期,除东铁线以外,香港并无任何铁道在市区穿行,直到20世纪70年代,香港修建了地铁修正早期系统后,才开始发展TOD,并构思出了“铁路加地产”(R+P)的发展计划。香港地铁早期的TOD例子包括德福花园、绿杨新邨、杏花邨、康怡花园、康山花园等等。如当时还是九广铁路公司时期的东铁线,通过沙田站连接多个住宅屋苑,火炭站上盖也兴建了银禧花园;屯门新市镇虽在规划时没有铁路,但也在市中心规划了一个大型巴士终站(屯门市中心综合交通中心),透过人行天桥网络连接周边屋苑,轻铁车厂站上盖亦建有新屯门中心。自90年代起,香港陆续有多个地铁线路建成并通车,R+P大型项目也在同一时期相继落成。其中包括为了配套东涌线而建设的奥海城、东涌新市镇、香港站上盖项目、九龙站Union Square、日出康城等。现今香港轨道交通附近也进行了高密度、高质量的开发,不但使地铁客流增加,同时财政收入也大幅提高,弥补了地铁建设和运营费用[15]。也正因为这样,港铁公司也成为世界上少数能盈利的铁路公司。
台湾
[编辑]台湾TOD开发较其他地区甚晚,主要方式为容积率置换与联合开发,修改车站附近城市规划,但早期线路位在TOD开发起步阶段,没有对于线路周边进行大规模的城市规划调整或都更,进行廊带式空间开发,以至无法真正吸引大规模人流,前台北市市长柯文哲也认为台北捷运TOD发展失败[16]。到后期兴建线路(如捷运三莺线、民生汐止线、环状线北环段及南环段、万大-中和-树林线第二期工程及轻轨淡海线、安坑线)时,则有明显改善[17],将捷运作为地方发展廊带。台北捷运首座TOD设施位于捷运士林站西南侧,已于2021年4月12日动土,预计2023年完工,陆续也将建造剑潭站、剑南路站的TOD开发案[18]。而台北市政府后续亦基于TOD的概念,衍生出“市有建物及用地整合运用导向之城市发展”(EOD),公共设施开发或改建时,导入防灾及韧性城市理念、纳入地区发展及公共服务需求,以5E为原则进行规划,其5E原则分别为:教育Education(教育设施)、经济Economy(土地有效利用)、生态Ecology(环境友善)、公平Equity(市民需求)、城市进化Evolution(城市持续的发展)[19]。并且具有 6D 的特色,分别是:目的地(Destination)、距离 (Distance)、设计(Design)、密度(Density)、多样性(Diversity)以及需求管理(Demand Management)[20]。
马来西亚
[编辑]马来西亚初期并不注重铁路网络,随着大量人口移居巴生谷,加上人均拥车辆高企,马来西亚政府便构思了一个集各种公共交通于一身的综合交通中心-吉隆坡中央车站(KL Sentral,也称吉隆坡中环),由马资源承建并于2001年4月16日启用,也是该国目前最大型的交通车站。[21]该枢纽整合了轻快铁、KTM电动列车服务、单轨、捷运等城市轨道交通载具,并通过机场快铁(ERL)通往吉隆坡国际机场,旅客也可直接在这里托运寄舱行李,而天空花园线也为旅客提供直达梳邦机场的铁路服务。除了巴士总汇,吉隆坡中环更建有甲级办公楼、公寓楼,还整合酒店与商场,使之成为市中心体现巴士导向发展概念的巴士转换站。
截至2015年,马来西亚政府一共打造了20个巴士导向发展项目中,其中6项已建竣,另外14个部分在招标或建设中。已建竣的TOD包括金马律(占地2.72英亩)、梳邦谷(占地4.9英亩)、IOI蒲种再也(占地7.07英亩)、敦依斯迈花园(TTDI;占地11.47英亩)、阿旺柏沙(Awan Besar;20.78英亩)和阿拉白沙罗(Ara Damansara;占地19.13英亩)等。[22][23]
此外,位于前吉隆坡新街场皇家空军基地,由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1MDB)拥有的大马城发展计划,是马来西亚拟建中的大型地下城,占地约100亩。除了设有双溪毛糯-沙登-布城线(捷运二号线)之外,也是未来隆新高铁马来西亚端终点站。这项计划由一马公司进行发展,范围涵盖住宅区、商业中心、休闲、娱乐和保健区域等。[24]然而2018年政权轮替后,这项计划的主干交通隆新高铁宣告展延至2031年1月1日落成,捷运二号线则保持不变,其他项目则有待理清[25]。
日本
[编辑]日本在20世纪初叶即出现类似TOD的土地开发计划,是该模式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尤其在东京、京阪神等都会区,透过在数个交通枢纽推行“商业重点化”(例如兴建百货公司)、以及在铁路沿线兴建住宅社区或开发新市镇,将铁路做为城市土地开发的轴心。其特色是由私铁业者主导,例如东急、阪急等大手私铁。[26]
相关条目
[编辑]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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