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社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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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牡丹社事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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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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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酋邦 射不力酋邦 |
 大日本帝国 |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 阿禄古 † |
西乡从道 佐久间左马太 | ||||||
| 参战单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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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社 高士佛社 射不力社[1] | |||||||
| 兵力 | |||||||
| 参战人数不详，可能数约600人[2]:144 |
陆上兵员：3,658人 下士官以上：781人 军人：2,643人 军属：172人 从仆：62人 军舰乘员：734人[3] | ||||||
| 伤亡与损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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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死：至少超过20人（牡丹社头目阿禄古父子在其中） 负伤：超过50人[4][5] |
战死：12人 病死：561人[3] | ||||||
牡丹社事件是发生于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日本明治七年），日本以1871年八瑶湾事件杀害琉球国的琉球族为由，出兵攻打台湾南部原住民各部落的军事行动，以及随后大清政府和日本国两方的外交折冲。在日本，这次事件被称为“台湾出兵”、“征台之役”或“台湾事件”。这也是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来首次对外用兵。
背景
[编辑]原因
[编辑]琉球王国自明朝起为清朝的从属国，其国王接受册封、获准朝贡贸易的次数为藩属国中之最。由于大清和日本均采取锁国贸易体制，当时琉球成为“大清丝绸—日本白银”转口贸易特区之一(另一个贸易特区是日本长崎)。
日本萨摩藩在关原之战后，因财政困难、局势不稳，加上欲以海外之功向江户幕府输诚，遂有兼并琉球之举。1609年，萨摩派遣将近三千名兵力，攻入琉球王都首里城，但德川幕府命令萨摩藩保留琉球王室，以便利用琉球对大清国进行贸易活动。然而琉球王国自此丧失独立自主性，亦受萨摩藩支配，奄美群岛也被萨摩藩占领。自此琉球处于“清日（萨）两属”状态，一方面接受清政府册封并进行朝贡贸易，同时国政受到萨摩藩的控制[6]。
1867年王政复古，幕府将军德川庆喜被迫上表“大政奉还”，江户时代结束。随后的明治维新过程中，大量武士（维新时改称“士族”）失业，造成极大的社会问题[7]。于是西乡隆盛等人提出“征韩论”，主张以海外扩张来解决内政问题。但征讨朝鲜半岛在外交上困难较大，未获得日本内阁多数阁员支持，最后造成参议西乡隆盛等征韩派官员下野。日本朝廷为了安抚士族情绪，遂有出兵台湾之议[8][9]。
有学者认为，日本政府“出兵台湾”并非仅为了缓和士族对内政的不满，而是对台湾的经济价值与战略地位有很清楚的认识，“不能将掠夺台湾资源，或侵占领土的动机矮小化。”[10]
另有学者认为，牡丹社事件发生源自“语言隔阂的误会”，非单一方面嗜杀所致。[11]
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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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明治4年，同治10年）10月18日[12] ，一艘宫古岛向那霸市上缴年贡的山原号[13] 回航时遭遇台风，漂流至台湾东南部八瑶湾（即今之九棚湾），船上69名宫古岛乘客溺死3人，有66名宫古岛人登陆。几天后遇上排湾族高士佛社原住民，获高士佛社人好心收留，但因双方语言不通、文化差异甚至稍有争吵，让琉球人因害怕而偷偷逃离高士佛社，高士佛社族人打猎后回部落时赫然发现琉球人不辞而别，开始对琉球人起猜疑之心，怀疑其打算对外通报部落位置引大军攻打，狠下心肠追上其大队五十四人将其出草斩首杀害[14][12]，死者包括琉球豪族仲宗根丰见亲（忠导氏玄雅）十四世孙忠导氏玄安，逃过一劫的其馀12人则在当地汉人杨友旺、杨阿才营救下前往台湾府，由清政府官员安排转往福州琉球馆[12]，乘船归国[15][16]。史称八瑶湾事件 [17]。此类事件在当时不时发生，按惯例皆由明清政府抚恤并送回琉球王国，与日本政府无涉。
但日方于1871年日本明治政府“废藩置县”时，萨摩藩改为“鹿儿岛县”，原本为萨摩藩属的琉球王国被改隶于鹿儿岛县，1872年日本政府单方废止琉球王国，设置“琉球藩”，1873年日本政府外务卿副岛种臣向清朝总理衙门提起此事时，大臣毛昶熙答复：“二岛（琉球与台湾）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次固在于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日本拿出被害者中有四位小田县（今日本冈山县小田郡）渔民的证据，又追问“贵国既然已知抚恤琉球民，为何不惩办台番？”，毛以杀人者为置之化外的生番来回应，副岛便言：“生番害人，贵国置之不理，我国有必要问罪岛人，因与贵国盟好，特先来奉告”，毛昶熙回答：“（台湾）生番系我化外之民，问罪与否，听凭贵国办理。”日方便向“无主番界”出兵[18]。
经过
[编辑]出兵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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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西乡隆盛之弟）为“蕃地事务局都督”，向英、美等国租用轮船，雇用美国军事顾问李仙得（C. W. Le Gendre，又名李让礼），准备对台湾出兵[19]，并事先派遣桦山资纪、水野遵来台调查。
但是了1874年初，日本蠢蠢欲动并开始调兵遣将时，列强各国相继质疑日本用兵的正当性，英国即扮演密报者、仲裁者双重角色，他们向中国通风报信，并直指美国人李仙得为事件主谋者。而随著事态的发展，到了4、5月间，台湾道、台湾镇、闽浙总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各级官员对于“番地”主权的发言立场渐趋一致，4月18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英国正使梅辉立表示：“其人虽不治以中国之法，其地究不外乎中国之土”，即代表清廷的基本立场。
出兵前夕，英美等国正式转变态度表示反对，声明中立并拒绝租借船舰给日军。日本政府迫于外交压力决定停止此次行动，大久保利通并亲自到长崎下令罢兵。但西乡从道以“已经准备妥当”为由拒不受命，断然率领三千六百名官兵前往台湾[20]，这也成为日后日本军国主义军官在战场上独断独行的滥觞，充分表现出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个原型（prototype），亦即军事的先行与政治的追认[21]。著名文史学家司马辽太郎曾评论这次出兵完全是无名之师，可称为“官制的倭寇”（日语：“官製の和寇”）[22]。
战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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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5月12日，日军于社寮（今屏东县车城乡射寮村）登陆[23]，而排湾族从车城乡统埔村友好的汉人那边得知日军行动，事先在要道石门埋伏。5月18日到5月21日，日军与台湾原住民有小规模接触，互有伤亡。5月22日，日本陆军中佐佐久间左马太率领日军150人进抵石门[24]（今屏东县牡丹乡石门村）遭到排湾族强烈抵抗，最后日军陆战队攀上峭壁居高临下，情势逆转，排湾族在装备劣势和人数劣势下被迫撤兵，牡丹社头目阿禄古父子身亡。经此一役，多数采观望态度的原住民皆靠向日本。6月1日起日军分三路扫荡牡丹社、高士佛社、射不力社等原住民，沿途只有小规模抵抗，原住民人撤入山中，日军占领村落后焚烧村屋并撤回社寮营地。7月1日，牡丹社等终于投降。
之后日军移营龟山（今车城乡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附近）长期驻扎，却因气候与卫生因素饱受疟疾等热带疾病之苦，据日方纪录，参与行动的日军与随军人员5,990人共回报了1万6,409件的患病纪录，呈现出平均1人患病2.7次的惨况，而561名的病死者更达实际战死者的数十倍之多。
大清和日本两方交涉
[编辑]日本5月中旬出兵台湾，同治帝随即于5月下旬派遣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以巡阅为名来台，主持台湾海防及对各国的外交事务。李鸿章允调唐定奎率领的淮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赴台，该部队熟习西洋枪炮，是淮军主力。当年农历九月中旬以后到十月间陆续抵台，使得双方战力情势逆转，沈葆桢的谈判地位顿时提升了许多[25][26]。在外交方面，清朝当时以《台湾府志》记载了琅峤诸社在1725年归化大清，是为琅峤归化生番十八社一事，证明该处纳入版图并有效收取番饷。清廷认为此地已是中国领土，生番如何处置是自己的事，以此要求日本退兵[27]。
加上此时日军因热病侵袭，病殁650人（阵亡者仅20馀人），又已耗军费1260馀万日圆（尚未计算购买运兵用船舶的770万日圆），深感难以持续。于是日本政府派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赴清廷交涉[22]。
当时沈葆桢及李鸿章对情势皆有清楚的判断，分别上疏表示日本急于谋和，实因情势窘迫。因此大清帝国起初态度强硬，军机大臣文祥公开表示，对于日本方面要求的军费赔偿表示：“一钱不给”[28]。
但大久保商请英国公使威妥玛为调人[29]，强势介入。于是中日两国在1874年10月31日签订北京专约，主旨有以下三条：
- 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
- 前次所有遇害难民之家，中国定给抚恤银两，日本所有在该处修道、建房等件，中国愿留自用，先行议定筹补银两，另有议办之据。
- 所有此事两国一切来往公文，彼此撤回注销，永为罢论。至于该处生番，中国自宜设法妥为约束，不能再受凶害。
结果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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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清方面，不言赔偿兵费，而将五十万两白银拆成十万两的“抚恤”与四十万两的“购买道路房屋”，算是在保存颜面的情况下息事罢兵[30]。
投降的原住民被授予日本国旗，在他们的村庄上空飘扬，他们认为这是与日本和平和免受敌对部落侵害的象征，然而，日本人将其视为对原住民具有管辖权的象征[31]。此事件也为日后日本帝国的野心提供了有益的预演。在日本的一些圈子里，台湾已经被视为潜在的日本殖民地[31] 。
在日本国内，这一行动也安抚了明治政府内部那些推动更激进的外交政策，以及因政府在1873年拒绝进攻朝鲜而愤怒的人。重要的是，牡丹社事件发生在佐贺之乱后不久，由西乡从道（西乡隆盛的弟弟）领导，主要由前萨摩和佐贺武士组成。
但因为条约中有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字句，日本据此认定清国政府不否认琉球是日本的属地。（1875年）继续进行“琉球处分”，令琉球终止向大清朝贡，复在1879年迫使琉球国王尚泰移住东京，派军警进驻琉球，废止“琉球藩”改设“冲绳县”，但大清并未放弃琉球宗主权对日本提出抗议。1880年，在前美国总统格兰特调解之下，日本提议及外务省底线将割琉球群岛以北归日本，南边的宫古、八重山岛属大清，清国政府则提出北边的奄美群岛归日本，中间的琉球群岛归琉球国，南边的八重山群岛(含八重山、宫古岛等)归大清，最后并未成案。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击败清国，台湾割让给日本，清国无力继续过问琉球问题，琉球遂在国际默认下归属日本，清国与日本之间并没有签订任何条约，正式放弃琉球的宗主权改归日本。
俄罗斯曾于牡丹社事件期间派军官捷廉季耶夫（V. A. Terent'ev）抵台观战，1875年再派海军军官保罗‧伊比斯（Pavel Ibis）抵台田野调查。2人的台俄双边关系文件目前存放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海军公文书馆。捷廉季耶夫的报告不支持日本以武力进军台湾南部，并认为可用和平与外交方式解决争端，这有别于当时的外国媒体支持日军的观点。伊比斯以笔记及插画，为当时台湾社会、原住民语言风俗留下纪录。[32][33]
“牡丹社事件”后，清廷转为积极治理台湾，增设府县，对台湾中、东部及原住民地区实行“开山抚番”，并于1885年建立福建台湾省。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帝国战败，日本借由马关条约取得台湾后，鉴于此次攻台与接收过程中病死人数远多于战死，决意在台湾积极著手规划建设医疗卫生设备，以方便统治台湾。
文化遗产
[编辑]纪念碑
[编辑]- 位于屏东县车城乡统埔村，为同治10年（1871年）八瑶湾事件中遇害琉球族的坟墓，于2011年登录为屏东县历史建筑。[11]，当年死者尸首由杨友旺及客籍张眉婆、林碰狮等人以一冢安葬于统埔村落边，日本政府借此事在同治13年（1874年）发动“征台之役”，日军将领西乡从道每年给付年金，嘱咐林阿九家族代为管理祭祀。日治时期定期祭拜维护，大正14年（1925年）当年幸免于难的琉球人岛袋龟在来台发起“琉球藩民墓整修运动”，并出版《牡丹社遭难民墓碑改修报告书》。大正15年（1926年）藩民墓开始整修，遭难者名单刻于碑上，昭和2年（1927年）12月完工。民国67年（1978年）冲绳史家又吉盛清来台，并分别于日、琉、台三地，推动“台湾遭害者之墓”与“琉球藩民墓”改修工作。民国70年（1981年）取得屏东县政府、车城乡公所同意兴工，民国71年3月改建完毕，但将墓碑上的“大日本”三字涂掉[11]。民国89年（2000年）碑文上的“大日本”字样恢复碑体原貌。
建筑物
[编辑]- 国定古迹，又称“亿载金城”，位于今台南市，1874年牡丹社事件发生时，清廷一面向日本抗议，一面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办理台湾等地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沈葆桢以安平形势险峻，奏请建造仿西洋式炮台一座。炮台由法国人帛尔陀（Berthaud）设计，从同治十三年（1874年）起建，到光绪二年（1876年）完工。炮台入口城门上方有沈葆桢题额“亿载金城”，亦称“亿载金城”，或相对于“安平小炮台”称为“安平大炮台”。
- 鹅銮鼻灯塔暨附属建物：
- 屏东县历史建筑，位于恒春镇鹅銮里灯塔路90号，清光绪7年（1881年）11月创建，起因清同治6年（1867年）3月9日，一艘美国籍商船“罗发号”从汕头驶往牛庄途中，航行至鹅銮鼻西南七星岩附近，触礁沉没，船员登岸后，擅闯龟仔甪社领土，遭受龟仔甪（社顶）士兵处决，除中国粤籍水手一人逃至打狗（今高雄）外，全部罹难，且琉球人多次在该处亦遇难，并引发牡丹社事件，应美国及日本政府之建议而筹设。
- 恒春县城：
- 国定古迹，是牡丹社事件之后，清廷因大幅改变对台湾战略地位的观感，而选定以“车城南十五里之猴洞”为县治，并打算由“素习堪舆家言”的刘璈处理筑城事宜，所设的恒春县县治所在地。
原民遗骨
[编辑]牡丹社事件中，16名战死的原住民勇士头颅被日军割下，作为战利品，其中4具头骨经美国海军军官2次转手，交由曾任爱丁堡大学校长的解剖学家威廉‧透纳研究，收藏在爱丁堡大学人类学系解剖学博物馆中。2023年11月3日，爱丁堡大学将遗骨正式归还台湾，由牡丹乡公所乡长潘壮志代表牡丹乡诸部落接受返还。[34]遗骨于5日返台，并寄藏于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南科考古馆中。[35]
相关作品
[编辑]相关条目
[编辑]
引用
[编辑]- ^ 杨南郡 牡丹社事件[失效链接]
- ^ 费德廉、罗效德 编译. 《看見十九世紀臺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 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筹备处. 2006-12 [2021-11-25]. ISBN 978986824166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1-04）.
- ^ 3.0 3.1 正院修史局ヘ征台ノ節出兵総数死傷人員其外問合ニ付回答(国立公文書館). 亚洲历史资料中心 （日语）.“JACAR(アジア历史资料センター)Ref.A03030094100、単行书・処蕃书类追录九(国立公文书馆)”。
- ^ House（1875年）
- ^ Davidson, James W. (1903).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 history, people, resources, and commercial prospects : tea, camphor, sugar, gold, coal, sulphur, economical plants, and other produc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 OCLC 1887893. OL 6931635M.
- ^ 高良仓吉、田明真之编，1993，《图说‧琉球王国》，页63-74。东京：河出书房新社。ISBN 4-309-72482-5
- ^ 小岛庆三，1996，《戊辰戦争から西南戦争へ》，页186-191。东京：中央公论新社。ISBN 4-12-101316-6
- ^ 林明德，1986，《日本史》，页248。台北：三民书局。ISBN 957-14-0710-0
- ^ Donard King，著、角地幸男译，2001，《明治天皇（上）》，页431-447。东京：新潮社。ISBN 4-10-331704-3
- ^ 黄秀政，1992，《台湾割让与乙未抗日运动》，页18-19。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ISBN 957-05-0623-7
- ^ 11.0 11.1 11.2 潘欣中. 牡丹社事件 沖繩學者為原民翻案. 屏东: 联合报. 2015-09-15 [2015-09-1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9-17）.
- ^ 12.0 12.1 12.2 《牡丹社事件的真相》，作者/林呈蓉，出版日/2006年4月，出版社/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ISBN 957-0463-76-7
- ^ 爱德华‧豪士（2003年），第26-30页
- ^ 歷史書寫、主體性與權力：對「排灣人寫排灣族歷史」的觀察與反思 (PDF). [2020-05-21].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9-08-19）.
- ^ 伊能嘉矩，1904，《台湾蕃政志》。台北：台湾总督府民政部殖产局。
- ^ 又吉盛清，1997，《日本殖民下的台湾与冲绳》页355-356。台北：前卫。
- ^ 〈南部〉《小檔案》八瑤灣事件 - 地方 - 自由時報電子報. news.ltn.com.tw. 2016-03-14 [2020-06-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5-03）.
- ^ 高阳，1987，《清朝的皇帝（下）》，页1131-1135。台北：远景。ISBN 957-39-0115-3
- ^ 李理. 李仙得與日本第一次侵臺 (PDF). [2018-12-09].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8-12-10） （中文）.
最早的汉语名为李让礼,后改为李仙得或李善得
- ^ 芳即正、毛利敏彦编，1990，《西乡隆盛と大久保利通》，页65。东京：河出书房新社。ISBN 4-309-76041-4
- ^ 藤井志津枝，1983，《日本军国主义的原型 : 剖析一八七一-七四年台湾事件》，页5。台北：三民。
- ^ 22.0 22.1 小岛庆三，1996，《戊辰戦争から西南戦争へ》，页214。东京：中央公论新社。ISBN 4-12-101316-6
- ^ 爱德华‧豪士（2008年），第68页，第八章
- ^ 爱德华‧豪士（2008年），第104页，第十三章
- ^ 苏同炳，1995，《沈葆桢传》，页182-184。台湾省南投市：台湾省文献会。ISBN 957-00-6360-2
- ^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编). 《同治甲戌日兵侵台始末》. 台湾省南投市: 台湾省文献会. 1997: 页51-52 [2024-09-30]. ISBN 957-00-9080-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06-12）.
直隶总督李鸿章于同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奏折：“现在台湾需兵设防，应仍移缓就急，力顾大局，拟即飞饬唐定奎统带所部步队十三营，合计六千五百人，由徐拔赴瓜州口，分批航海赴台，听候沈葆桢调遣。该军向习西洋枪礟，训练有年，步伐整齐，技艺娴熟，将士一心，尚可资指臂之助。”同书页167，沈葆桢九月十九日奏折提到，淮军先头五营，已在十四、十五、十六日抵达台湾凤山驻扎。
- ^ 《同治甲戌日兵侵台始末》卷二，127
- ^ 高阳，1987，《清朝的皇帝（下）》，页1134，第四段第二行。台北：远景。ISBN 957-39-0115-3
- ^ 爱德华‧豪士（2008年），第230页
- ^ 爱德华‧豪士（2008年），第237页，第三十四章
- ^ 31.0 31.1 Eskildsen, Robert. Of Civilization and Savages: The Mimetic Imperialism of Japan's 1874 Expedition to Taiwa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002年6月12日, 107 (2): 388–418. ISSN 0002-8762. JSTOR 10.1086/532291. doi:10.1086/532291.
- ^ 國台圖首次展出俄羅斯對「牡丹社事件」珍貴史料. 自由时报. 2024年10月31日.
- ^ 牡丹社事件俄羅斯觀戰與田調 文史凸顯台灣善良 | 文化. 中央社 CNA. 2024年10月30日.
- ^ 台灣原民遺骨漂泊海外150年 愛丁堡大學返還5日抵台. 中央社. 2023-11-03 [2023-11-0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12-16）.
- ^ 牡丹社事件排灣族4勇士遺骨抵台 族人見證寄藏南科考古館. 中央社. 2023-11-06 [2023-11-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11-09） （中文（台湾））.
- ^ 動畫結合實景重現羅妹號事件始末！紀錄片《社頂的孩子》21日公視首映. 风传媒. 2021-08-21 [2021-08-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8-21） （中文（台湾））.
参考文献
[编辑]- House, Edward H. The Japanese Expedition to Formosa. Tokio. 1875. OCLC 602178265.
- 爱德华‧豪士. 《征臺記事：武士刀下的牡丹花》. 由陈政三翻译. 台北: 原民文化事业. 2003年2月. ISBN 9789578491953.
- 爱德华‧豪士. 《征臺記事：牡丹社事件始末》. 由陈政三翻译. 台北: 台湾书房. 2008年. ISBN 978-986-6764-71-4.
延伸阅读
[编辑]- 陈枝烈，2004，牡丹社事件：多元文化教育的观点。原住民教育季刊，no. 35：109-28。
- 陈守亭，1986，牡丹社事件与沈葆桢治台政绩考。台北：正中书局。
- 陈翼汉，2003，历史事件、意义与史迹之探讨：以台湾事件及琉球藩民墓为例。云林科技大学文化资产维护研究所硕士论文。
- 高加馨，1998，从Sinvaujan看牡丹社事件。史学，no. 24：50-85+85_1-85_3。
- 高加馨，2001，牡丹社群的历史与文化轨迹：从排湾族人的视点例。台南师范学院乡土文化研究所硕士论文。
- 黄得峰、王学新译，2005，处蕃提要。南投：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 黄修文，2003，从中国看台湾：牡丹社事件与中法战争中的台湾印象。台湾历史学会会讯，no. 16：80-93。
- 毛利敏彦，1996，台湾出兵 : 大日本帝国の开幕剧。东京：中央公论社。ISBN 9784121013132。
- 林呈蓉，2003a，1874年日本的“征台之役”：以从军纪录为中心。台湾风物 53，no. 1：23-49。
- 林呈蓉，2003b，桦山资纪“日记”与水野遵“台湾征蕃记”的史料价值与意义。台湾史料研究，no. 20：156-77。
- 林呈蓉，2006，牡丹社事件的真相。台北县芦洲市：博扬文化。
- 林修澈计划主持，2003，原住民重大历史事件：牡丹社事件。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
- 王学新，2003a，“风港营所杂记”之史料价值与解说。台湾文献 54，no. 3：379-406。
- 王学新译，2003b，风港营所杂记。南投：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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