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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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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之役
义和团运动的一部分

日军英军在北京皇城内与清军激战
日期 清朝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10日-8月14日
地点
结果 八国联军胜利,签订《辛丑条约
参战方
义和团
 清朝

(以下仅被宣战但没有加入八国联军)
指挥官与领导者
清朝 慈禧太后
清朝 荣禄
清朝 载漪
清朝 董福祥
清朝 马安良
清朝 马福禄  
清朝 马福祥
清朝 马福兴
曹福田
张德成 
英国 爱德华·西摩尔
英国 克劳德·窦纳乐
大英帝国 阿尔弗雷德·盖斯利
俄罗斯 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阿列克塞耶夫
俄罗斯 尼古拉·连纳维奇
德意志帝国 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
大日本帝国 福岛安正
大日本帝国 山口素臣
美国 阿德纳·查菲
兵力
约160,000名清军、义和团士兵 51,755人
51艘军舰
伤亡与损失
约15,000人 约2,500人
“八国联军之役”的各地常用名称
中国大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台湾八国联军之役
香港八国联军之役[1]
澳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八国联军之役,中国大陆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庚子战争[2][3][页码请求][4],联军方则称国际使馆围城战北京使馆区围城战国际公使馆包围战国际公使馆围攻事件(英语:Siege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tions、德语:Belagerung des Pekinger Gesandtschaftsviertels、俄语:Осада Посольского квартала в Пекине、日语:国際公使館包囲戦こくさいこくしかんほういせん意大利语L'assedio delle Legazioni Internazionali),是指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清朝向宣战后,八国派遣的联合远征军,以保护驻京使馆及侨民为名,与排外的义和团作战,并与一度支持义和团的清朝(仅北部,见东南互保)之间的战争。派遣的联合远征军开始时总人数约1至3万人,后来增至约5至10万人[注 1]日军人数最多,三万数千兵过半,其次俄军,并间接导致海兰泡惨案;组八国联军并参与来主导军事行动,成功镇压义和团。

义和团溃败以及一带清军的溃败,迫使慈禧太后光绪帝逃往陕西西安,清廷自称“庚子西狩”;由于首都被攻破,最终加上西等列强纷至沓来,清廷与包含派兵八国在内的十一国签订《辛丑条约》,惩戒相关官员,与审判拳民对洋人与本地基督徒所犯罪行(列强也要求平反部分大清官员),付出庞大的赔款(后部分归还),并丧失多项主权,各国取得在北京驻军、俄国在东北驻军及建筑要塞特权。[5]国内方面,虽然自立军等,企图藉八国联军势推翻清政府未果,但影响所及,东南省分连合互保,与中央的离心程度更大,加上清帝国内部及辽东满洲平原)之权力平衡,亦受重大冲击,间接导致同意变法,清廷衰落、走向革命,日俄冲突等变化。

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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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后的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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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自鸦片战争战败之后,在多次对外战争中又接连失利,屡屡割地赔款,列强纷在中国强租港湾、划分势力范围[6],慈禧太后的愤怒情绪日渐增长[7]

1898年,在慈禧默许下,光绪帝任用康有为梁启超等推行变法,拟仿照西方制度,因守旧派反对,变法操之过急,光绪帝急于变法的成功,采纳康有为梁启超意见,跳过慈禧任命袁世凯,并要求袁世凯派新军围颐和园,被慈禧得知,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帝,并打算废光绪帝另立新帝;列强多支持光绪帝,而日本英国甚至协助康、梁等人逃离中国,他们在日本逃亡时仍在继续进行反慈禧活动。事后,慈禧软禁光绪帝中南海瀛台

拳民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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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天津的义和团
被严重破坏的使馆区

义和团原为山东省一些学习神打的拳民组织,初为山东巡抚毓贤利用来抗衡教会、威吓教民脱离基督教会;后在各国压力下,清廷改派袁世凯入鲁取缔,义和团乃转移至顺天府涿州等地,京师亦渐有拳民活动。

当时,慈禧太后一改过去对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开放态度,信任闭塞愚昧的守旧大臣,竟听信毓贤之言,相信团民能“神灵附体”、“刀枪不入”、“枪炮不伤”,欲借助义和团之力排外[8];她派军机大臣刚毅往涿州视察,刚毅回奏称:“天降义和团,以灭洋人”[9]。在部分朝廷亲贵支持下[10],义和团开始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大举进京勤王,到处杀害外国人及中国的基督徒,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捣毁一切外国来的东西,对任何使用“洋物”的中国人都冠以“二鬼子”的称呼,抓住就杀。

使馆区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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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公使要求清廷取缔义和团的反西方殖民者的行为,但未获回应。1900年5月31日,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要求加强保护。清廷要求使馆人员离京暂避,各使馆闻之均感不耐,不但不允反而要求直接在北京驻军,清廷最终同意英、俄、法、美、意、日六国从天津派水兵海军陆战队349人登岸,乘火车于当晚抵北京控制治安。6月3日,德、奥又派兵83人抵京。北京东交民巷各使馆筑起防御工事,由英国全权公使窦纳乐负责指挥抵抗。使馆区内被围者约3000人,当中2000人为寻求保护之华人,外国男性400人,女性147人,儿童76人。保护使馆的包括409名外国水兵及陆战队员,配备三支机关枪及四门小火炮。使馆内有足够水井及粮食。

联军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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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北京使馆对外通讯断绝。各国驻天津领事及海军将领召开会议后,决定组成2000人联军赶往抢救,未经清廷允许,由英国皇家海军中将西摩尔于次日乘火车前往北京。此事酿成开战的导火线。

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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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拿着旗上写着“钦命义和团粮台”字样的义和团拳民

先头部队入京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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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日本驻清使馆书记杉山彬被刚调入京的清兵军所杀。

6月11日,西摩尔率领之联军二千余人,从大沽出发,经天津向北京推进。团民拆毁天津到北京的铁路,又设下埋伏,在廊坊杨村之间包围擅闯的联军。数千团民及二千名清军(聂士成指挥之武卫前军)在廊坊袭击联军,西方联军死伤近四百人,只得就地防守。清廷将此役称为“廊坊大捷”。

6月12日,义和团拳民400人攻进天津紫竹林租界

6月14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率士兵攻击围聚在使馆周围的义和团拳民,下令见义和团民杀无赦,打死约30个中国人。

6月15日,慈禧光绪帝名义下旨,令在任两广总督李鸿章,以及山东巡抚袁世凯速入京;两人因东南互保的事宜,均未赴召。

6月16日,天津租界之对外电报中断。各国海军将领会议,决定占领大沽口炮台。同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后,发出解散拳民的上谕。

6月17日,大沽炮台陷落。据恽毓鼎记载,此时慈禧太后收到一则洋人照会,内容包括要求她归政光绪帝(此事真伪存疑)[11];于是太后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命载勋步军统领九门提督,会刚毅、载漪载濂载澜等亲贵统领义和团。

6月20日,德使克林德代表各国前往总理衙门要求保护,途中被清军神机营章京恩海伏击杀死。

清朝对十一国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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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炮击后的天津城墙
八国联军进入天津时的城门
被八国联军摧毁的天津火车站
联军进入北京通过的水门
海兰泡惨案中,俄军绑缚中国人准备屠杀

6月21日,慈禧太后光绪帝的名义公布《宣战诏书》,号召全国军民抵抗英国美利坚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日本俄国奥匈帝国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十一国[注 2];同时,还悬赏捕杀洋人:“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13]。义和团及官军(主要为荣禄手下之甘军)开始围攻使馆区。

6月23日,联军自大沽登陆,解西摩尔之围。

6月25日,清廷当权派载漪、载勋、载濂、载滢等率拳民六十多人奔瀛台欲弑光绪帝,为慈禧太后所阻而未果。慈禧太后谕荣禄停攻使馆,并送蔬果食物等往使馆慰问。

6月27日,300多名威海卫华勇营代表英军对华作战,攻占了北洋军军火库,并在7月9日攻占了海关署的军火库;7月13、14二日与联军会合占领了天津城,随后又直扑北京,随联军参加了解救公使馆区的一系列战斗[14][15]

6月28日,清军复攻使馆。

7月9日,聂士成于天津城南战死。14日,联军占领天津;直隶总督裕禄兵败自杀。

7月14日,天津城失守,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成立天津地区临时军政府,管理天津。由此,天津经历了长达两年的外国军队占领时期(直到1902年8月15日,清政府代表袁世凯接管天津政权为止)。

7月16日,俄军于黑龙江海兰泡越境,悉数屠杀清民六千多人,史称海兰泡惨案

7月26日,慈禧太后以李秉衡掌京郊武卫军,防守京畿。

7月28日,主和的大臣许景澄袁昶被处死。

8月2日,联军集兵二万自天津沿运河两岸进发;4日进逼北京,尽管当时京津之间的清军及拳民合计有15万之多,但联军沿途并未遭遇强力抵抗。不过时值仲夏,气候炎热潮湿,加上沿途浓密的玉米田地形成天然屏障,为联军进军增添了困难。

8月11日,清廷处死主和的大臣联元立山徐用仪。李秉衡兵败退于通州自杀。

8月14日凌晨,联军英、美、法、俄、日五国来到北京城外,发起总攻击——俄军东直门日军朝阳门美军东便门。俄军与日军面对的城墙较高,且遭遇的抵抗较强,各自阵亡了约100人;而美军进攻的东便门城墙较低,且离清军火力较远。上午11时,美军使用云梯,让第九步兵队带着星条旗爬上城墙,成为最先攻入外城的部队;美军虽入外城,但被清军的炮火压制,难以继续前进。英军中午始达北京,攻广渠门,至下午2时许攻入。晚上9时,俄、日军分由东直、朝阳二门突入。15日,联军逐步攻占北京各城门,与清军在城内展开巷战;至当晚,联军已基本占领全城。

清廷西逃与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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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光绪帝和亲贵大臣仓皇离京,珍妃遭投井溺毙。慈禧太后等人先逃至怀来县,又辗转逃亡至大同太原,最后来到西安;在西安,太后以皇帝名义下诏罪己,召庆亲王奕劻两广总督李鸿章与联军议和。并于翌年签订《辛丑条约》,得以返回北京。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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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骑兵
美国海军陆战队
紫禁城内的八国联军

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后,实行分区占领,北京城被划为德、英、法、美、俄、日等国占领区。

八国 占领部分
北京外城
德国 西北区
美国 西南区
英国 东南区
北京内城
日本 东城及西城的北部
俄国 东城的南部
德国 东城的南部
英国 西城的南部
法国 西城的中部
意大利 东西城各占一块
不包括“紫禁城”的皇城
英国、日本、德国 皇城东部
美国、意大利、法国、俄国 皇城西部

8月17日,八国联军的代表见面,认为联军应该继续战斗直到把北京乃至全国的反抗力量粉碎。

8月28日,八国联军行军穿越紫禁城,象征性地展示联军完全占领北京,清廷对此提出抗议,联军承诺不会占领紫禁城,但如果行军穿越遭到抵抗的话,可能会摧毁紫禁城,后清廷屈服开门。[16]

剿灭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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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被立枷处死的义和团拳民

德皇威廉二世7月2日发布命令:“你们知道,你们在面对一个狡猾的、勇敢的、武备良好的和残忍的敌人。假如你们遇到他,记住:不要同情他,不要接收战俘。你们要勇敢地作战,让中国人在一千年后还不敢窥视德国人。”[注 3]威廉二世的这段讲话是对5世纪匈人入侵欧洲的回忆。后来这段话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英国人借用来贬损他们的德国敌人。9月,德国陆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被推为联军总司令。德军在北京陷落之后两个月才到达中国。

此后联军陆续增兵至十万[17],由京津出兵,分攻山海关保定正定等地,甚至进入山西境内。同时,俄国单独调集步兵、骑兵十七万,分六路进占南满洲

和谈缔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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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代表在《辛丑条约》的签署

10月4日法国向各国提出备忘录,包括惩凶、赔款,在北京及其附近地区驻军、毁大沽炮台等六项要求;12月联军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12月24日清政府全盘接受,后来又加入了西班牙、比利时、荷兰三国。

翌年(1901年)正月,清廷惩治“拳乱”罪首:端亲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发配新疆;庄亲王载勋、右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等人勒令自尽;时任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等人处斩。四月,派醇亲王载沣任头等专使大臣,赴德谢罪;同时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

八国联军之行动,以清政府与十一个国签订《辛丑条约》告结;条约正文及附件十九项,于1901年9月7日正式签署,规定清政府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以当时中国人口每人一两计),年利息4厘,分三十九年付清,本利合计共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以中国关税盐税作担保,此即“庚子赔款[注 4];此外,清廷承诺毁弃大沽口炮台,允许列强在北京、天津、山海关等地驻军,造成京师门户洞开,亦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军出现在平津一带的原因。和约缔结后,八国联军除留一部常驻京津、津榆两线外,其余撤退,但因不包括俄国独自出兵的部分,造成1904年日俄战争争夺满洲。

战后由于这笔巨款偿还困难,西方各国几经考虑中国经济衰落以及人口极度贫困等因素,陆续退还庚子赔款用于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投资。这个做法由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开始[18],美国获赔款2444万;它将尚未支付的1078万从1909年1月起退还中国,用于教育层面,例如成立清华大学。其它各国(日本、俄国除外)纷纷效仿美国,退还赔款并用于西方列强加强在中国的存在的其他用途。

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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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帝国对于参战的海军与陆军人员授与第三次中国战争勋章英语China War Medal (1900),对三场战役的参战者授与勋扣英语Medal bar:“大沽口炮台之战”、“使馆区自救”、“使馆区解围(包括西摩尔远征北京之战)”。[19][20]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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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运动中成立的庆亲王内阁

清统治体制变动与中国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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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大乱之际,东南各省督抚自行宣布中立;从此清中央政府权威低落,汉族有力疆臣抬头。

慈禧太后发动第三波政治变革清末新政(1901-1908):建立36个师团新军,新设商部(商工业省),奖励实业;设置学部(教育部),改革教育,公布学制与设立学校,派遣留学生到日本[注 5],废止科举考试,1906年答应模仿日本实施宪政,1908年宣布模仿日本明治宪法的大纲,并在各省成立咨议局(地方议会)建立以日本为范本的主权国家。

远东列强势力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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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除了与随联军进攻北京外,更另外从南北两路派二十余万人进占满洲。北路俄军8月攻占黑龙江将军驻地齐齐哈尔,至9月占领吉林乌拉驻地吉林;南路8月占据营口,10月占领盛京,10月6日两军会师,占据了南满全境。

1902年,英国为防范俄国南下,图以日本作为牵制,乃与日本缔结英日同盟。日俄两国围绕着朝鲜王朝归属及南满洲利权等问题角力,终于引爆1904-1905年间的日俄战争

八国联军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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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国梁

虽说义和团所具备有的犯罪性质,但前来平乱的八国联军期间也没有很好的维持治安,加之所谓“联军”仅为了施以对等报复而杂凑而成,各国利益内部矛盾,没有统一的秩序与军纪下[21],德军、俄军、法军有屠杀[22]、强奸[23]、抢劫、烧毁等暴行。

北京樊国梁教士被指控发出“布告”容许天主教徒在8月18日教堂解围后八天之内抢夺生活必需品,规定抢夺不满50银两的,不用上缴;超过50银两的,应负责偿还,或交教堂处理[24]。樊国梁在《纽约时报》发表声明,否认下令抢劫,而是因为当时有店无人,无法购买生活必需品,才自行搬走,但他下令要登记拿走多少,事后依记录付了款[25]

根据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撰文的揭露,美国基督教传教士梅子明美国第六骑兵团陪同下,在北京周边地区搜寻拳民,处死了义和团拳民[26]。另外,《纽约太阳报》在1900年12月24日报道中引用梅子明的话,指控非其所属的天主教除了收取赔偿金以弥补损失外,还要求以命抵命,用人头换人头;在任丘,有680名天主教徒被杀,所以他们要求680条人命相抵[27][28]

影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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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山缪·布荣士敦英语Samuel Bronston将此役拍成影片《北京55日》,由演过《十诫》的明星查尔顿·赫斯顿,英国女星弗洛拉·罗布森英语Flora Robson(饰慈禧),“华裔食神”周英华,台湾童星巴戈演出。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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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数字统计不一。按唐德刚《晚清七十年》,8月中从天津进至北京的部队其实是七国(例如德军直到占领后才姗姗来迟,另当中两国只为象征式的掌旗兵,因此实际算只有五国到场发挥作用)约一万六千人,分别为:日军八千人,俄军四千八百人,英军(并非欧洲英军,主要为东印度锡克兵,及少数威海卫华勇营)三千人,美军二千一百人,法军八百人,奥国五十人,意国五十三人。
  2. ^ 实际上,该诏书未曾按现代外交惯例,交予各国使节。所谓“宣战诏书”只是号召全国军民抵抗侵略的动员令,而非宣战书,在这场战争中,列强始终没有向中国宣战,中国也始终没有对列强宣战,双方甚至一直都没有断绝外交关系[12]
  3. ^ (德语原文: Ihr wisst es wohl, ihr sollt fechten gegen einen verschlagenen, tapferen, gut bewaffneten, grausamen Feind. Kommt ihr an ihn, so wisst: Pardon wird nicht gegeben. Gefangene werden nicht gemacht. Führt eure Waffen so, dass auf tausend Jahre hinaus kein Chinese mehr es wagt, einen Deutschen scheel anzusehen. 这个演讲有两个不同的版本,详细参见讨论页
  4. ^ 其中俄国索取最多,达一亿三千余万两,近全额的百分之三十;美国后来在中国驻美国公使梁诚努力交涉下,退还近一半的庚子赔款,用于创办清华大学
  5. ^ 战后日本成为中国留学主要目的国,人数由1901年仅280人激增至1906年的18,000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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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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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香港教育局.(中四至中六)《中国历史科支援教材(必修部分)》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2. ^ (英)宝复礼. From Tientsin to Peking with the allied forces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回忆录]. 由宋美盈; 李茜茜; 何彩琴翻译. 北京市: 东方出版社. 2015年 [2023-05-28]. ISBN 978-7-5060-7719-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5-28). 
  3. ^ 王重旭. 中国历史的屈辱. 北京市: 华夏出版社. 2009年. ISBN 9787508054216. 
  4. ^ 这本书竟称“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荒谬!. 人民网. 2021年11月8日. 
  5. ^ 网易. 庚子事变后,强硬主战派大臣毓贤、刚毅等人因何被慈禧诛杀?. www.163.com. 2022-11-08 [2024-09-21]. 
  6. ^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二章·晚清的对外关系1866-1905瓜分中国的危险》 瓜分中国的危险-割地狂潮:"在三国干涉以后,德国要求在中国取得一处海军基地作为酬劳,它列举了所有其它列强都在东亚拥有基地的事实,如英国之在香港,法国之在东京,俄国之在海参崴等。中国拒绝了这个要求。但在1897年德皇访问俄国时,他得到沙皇含糊其词的诺言,即让德国占领山东省的胶州。德国人随后便以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杀害(在1897年11月)为理由占领了胶州,迫使中国当局签订一项为期九十九年的租借条约,并取得了在山东境内建造两条铁路的特权。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受此事鼓舞,争取到沙皇对占领旅顺口和大连计划的支持(维特对此举持异议,但被驳回)。1897年12月,俄国借口保护中国不受德国的侵略,将这两个港口强行占领,又在次年3月迫使中国租出旅顺和大连(为期二十五年),同时强迫中国让它从中东铁路修建一条南满铁路抵达这两个港口,然后向西通至营口,向东通至鸭绿江。"
  7. ^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二章·晚清的对外关系1866-1905瓜分中国的危险》义和团起义:“1860年英法的入侵,使清宫廷逃到热河,随后又败于法国人和日本人之手,在1897—1898年外国又竞相向中国要求割地,并发展教民巩固特权:这些都使太后有充分理由怨恨外国人。”
  8. ^ 王连夫. 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宗教特点之比较. 广东省立中山大学图书馆. 2014-09-01 [2015-01-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9. ^ 國家文化資料庫. [2011-08-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8-30). 
  10. ^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二章·晚清的对外关系1866-1905瓜分中国的危险》义和团起义:"此时外国驻北京的公使们公开反对她废黜光绪皇帝和立端王之子为大阿哥的计划。太后和端王因无力反对外国对他们的计划的干涉而感到丢脸和沮丧,便转而支持义和团运动这一排外的暴动。"
  11. ^ 紫禁城:慈禧的最后选择(5). [2017-05-3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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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1900年12月14日,法国《北方醒报》登载某回国士兵的陈述:“从北堂我们开向皇宫,修士们跟着我们去,……他们怂恿我们屠杀、抢劫,……我们行抢都是替教士干的。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实际抢了八天。教士们做我们的向导。我们进一家就随便拿东西,我们把店掌柜抓了当仆役,教士们把抢来的东西,让他们背着运到北堂去了……”
  23. ^ 《拳事杂记》记载:“联军尝将其所获妇女,不分良贱老少,尽驱诸表背胡同,使列屋而居,作为官妓。其胡同西头,当径设法堵塞,以防逃逸,惟留东头为出入之路,使人监管,任联军人等入内游玩,随意奸宿。”
  24. ^ “(1)每户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后八天之内所抑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基其总值不超过五十两银子(折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需。(2)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如超过五十两银子的,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多余之物归公”。……(《遣使会年鉴》1902年(合订本),第229页-230页)
  25. ^ Bishop Favier denies charges of looting. 《纽约时报》. 1901-12-01 [2013-12-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2-14). 
  26. ^ L. Terry Oggel. In J.R. LeMaster; James D. Wilson. The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Mark Twain. Routledge. 13 May 2013. 第23页. ISBN 978-1-135-88128-3. "Reverend William S. Ament, and an assistant, Reverend Elwood Gardner Tewksbury, escorted by an American cavalry troop, searched the countryside for Boxers, collecting indemnities for slain converts, burning peasant's houses, and even asking the soldiers to shoot 'suspected Boxers' on the spot."(英文)
  27. ^ Spanish Legation in Pekin Chosen for First Meeting - Missionaries Collecting Indemnity and Levying Fines - Mr. Ament of the American Board Defends His Action.. 《New York Sun》. 1900-12-24: 1 [2020-06-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07). Mr. Ament declares… the Catholics, who demanded, in addition to money, head for head. They collect 500 taels for each murder of a Catholic. In the Wenchiu country, 680 Catholics were killed and for this the European Catholics here demand 750,000 strings of cash and 680 heads. 
  28. ^ 中国义和团运动研究会 (编).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年. 第288页. ISBN 978-7-80524-037-4.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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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
  • 《新理念中國歷史》. 香港教育图书公司. 2006. ISBN 962-948-193-6 (中文). 
  • 《剑桥中国晚清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ISBN 7500407661 (中文).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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